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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商江春直接上接天子。有的以贾进仕，绩溪人胡雪岩就是著名的“红顶商人”。

从上述可以看出，贾仕结合，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徽商的社会地位，从而获得极大的无形资产，获得较好的政策环境和政治保护，并可享受封建特权，利于垄断。

以儒商风范获得社会认同

在封建社会，尤其是在明清时代，文人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阶层，他们上通天子达官，下触百姓民情，饱读诗书，游历天下，创造并传播着崭新的社会风气。在当时封闭的小农经济时代，文人的活动是传播社会信息的一条重要渠道。由于他们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社会地位，一旦徽商得到了他们的认同，社会接受徽商就会容易得多。

对文人士大夫的影响作用，徽商的认识无疑是入木三分，因而，徽商与儒士的交往结合也达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程度。另外，相对于一般商人的粗俗，徽商儒雅的形象无疑使人们眼前一亮。

在苏州经商的徽商程白庵就是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程白庵幼年时在父母督促下读过书，因而深谙为儒之道。后来他随着乡族人到苏州经商，经过几十年的商场磨炼，日益成熟，俨然成为当地商人领袖。然而，他的领袖风范不仅仅在于他商场上的成功，吸引人的更在于他的为儒之道或者说是他所追求的文化精神。

在苏州经商，他下自工商百姓，上同官僚士大夫，无所不交。因为他举止言谈有儒者风范，所以苏州的士大夫们也都非常喜欢和他交游。当时在苏州的大文豪归有光可是海内知名的人物，然而这样海内知名的文人和程白庵的交情可是非同一般。在程白庵80大寿的时候，他指定要归有光给他写寿序。归有光不仅给他写了寿序，而且在寿序中还热情洋溢地赞扬了程白庵“士而商”、“商而士”。

归有光在寿序中说：“程氏子孙散居徽州休宁、黟县、歙县之间，户口繁衍达到几千家。在这个大家族之间，他们喜好读书，常常以诗书酬答往来。如此来看，出生于这样重视诗书礼仪的大家族，程白庵不就是‘士而商’吗？然而先生虽然经商，但他言谈举止谨慎小心，为人处事好义乐善，而且喜欢以诗文歌赋与文人士大夫交际，这难道不是通常所说的‘商而士’吗？”

一个普通商人受到一代文豪的如此赞誉，可见不简单。如果程白庵是一个纯粹只知追求蝇头之利的商人，是不可能得到文士如此赞誉的。可见，程白庵在商场成功的同时，在文化建设方面也有不同凡响的建树，他在苏州应是个开风气之先的商人。

按明清文人士大夫交游的风习，他们聚会交游，一般有诗酒唱和、论书议画的时尚。要想得到他们的青睐，这人必然是博学深究之人，有时还要有发人深省之见。若没有深厚的文化功底，不要说赢得士人的青睐，就是立足他们之间也难免是嘲笑的对象。可是，在文风盛行、才子辈出的苏州，程白庵不仅赢得了士人的青睐，而且还获得了文人领袖的热情赞誉，这难道是不通笔墨的一般商人所能做到的吗？

徽商深知贾儒结合对自己事业成功的妙处，在商业活动中往往自觉躬行儒道，坚持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作为自己立身行事的指南。表现在做生意上，就是以儒道经商，坚持良好的商业道德，如讲求以诚待人，诚信服人；薄利竞争，甘当廉贾；宁可失利，不可失义；注重质量，提高信誉等。这更为徽商赢得了极高的商业声誉。商道二以德治商以信接物

徽商是一支贾儒结合型的商帮，讲究商德修养。一般说来，徽商的商德可以概括为：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以义为利。具体而言就是：货真、价实、量足、守信。徽商不惑于眼前利益，认为商家与顾客是互惠互利、相互依存，将商业信誉看作商品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徽商把“贾而好儒”的特色发挥得淋漓尽致，铸就了一代儒商的形象。

财自道生，利缘义取（1）

见利思义，信守契约

“无商不奸”是中国封建社会商人形象的生动写照，但徽商则信守儒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信条，高举诚信的旗帜，本着先义后利、义中取利的心态走进市场，恪守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奉公守法、互惠互利、信守契约等基本道德，博得广大生产者和消费费的欢迎，因而在生意场上左右得利，处处受益。

财自道生，利缘义取

徽商源自深山僻壤，却声名远播。徽商为何能在天南地北落地生根，站稳商埠，久久立于不败之地？徽商之所以能在众商帮中称雄，重要的还在于他们的商业道德和经营理念，徽商把见利思义、诚实守信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