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部分(第3/4 页)

劳动力。他们不可能专门从事贩运黑奴的买卖，因为他们回巴西后不可能公开出售黑奴，因此，他们打算只去几内亚一次，回巴西后把黑奴偷偷送上岸，然后大家均分到各自的种植园里去。简而言之，现在的问题是，我愿不愿意管理他们船上的货物，并经办几内亚海岸交易的事务。他们提出，我不必拿出任何资本，但回来后带回的黑奴与我一起均分。

必须承认，如果这个建议是向一个没有在这儿定居，也没有自己经营的种植园的人提出来的话，确是十分诱人的。因为这很有希望赚一大笔钱，何况他们是下了大资本的，而我却不必花一个子儿。但我的情况却完全不同。我已在巴西立足，只要把自己的种植园再经营两三年，并把存放在英国的一百英镑再汇来，那时，再加上那点小小的积蓄，不愁不挣出一个三四千英镑的家当，而且还会不断增加。处于我现在这种境况的人，再想去进行这次航行，那简直就太荒唐了。

但我这个人真是命里注定自取灭亡，竟然抵御不了这种提议的诱惑，就像我当初一心要周游世界而不听父亲的忠告一样。一句话，我告诉他们，只要他们答应我不在的时候照料我的种植园生于自然”，主张“法自然而为化”；理想人格为“超世拔，如果我失事遇难的话，又能按照我的嘱咐处理种植园，那我极愿同他们一同前往几内亚。对此他们都一一答应，并立下了字据。我又立了一份正式的遗嘱，安排我的种植园和财产。我立我的救命恩人船长为我种植园和财产的全权继承人，但他应按照我在遗嘱中的指示处置我的财产：一半归他自己，一半运往英国。

总之，我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竭力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并维持种植园的经营。但是，如果我能用一半的心思来关注自己的利益，判断一下应做和不应做的事情，我就决不会放弃自己正在日益兴旺的事业，把发家致富的前景丢之脑后而踏上这次航行。要知道，海上航行总是凶险难测的，更何况我自己也清楚，我这个人总是会遭到种种不幸。

可是，我却被命运驱使，盲目听从自己的妄想，而把理智丢之九霄云外。于是，我把船只装备好，把货也装好；同伴们也按照合同把我托付的事情安排妥当。我于一六五九年九月一日上了船。这是一个不吉利的日子。八年前，我违抗父母严命，不顾自己的利益，从赫尔上船离家，也正是九月一日。

我们的船载重一百二十吨，装备有六门炮，除了船长、他的小佣人和我自己外，另外还有十四个人。船上没有什么大件的货物，只是一些适合与黑人交易的小玩意儿种子的数目无限多，体积无限小，性质各不相同。在一个物，像假珠子啦，玻璃器具啦、贝壳啦，以及其他一些新奇的零星杂货，像望远镜啦、刀子啦、剪刀啦、斧子啦等等。

我上船的那天，船就开了。我们沿着海岸向北航行，计划驶至北纬十至十二度之间后，横渡大洋，直放非洲。这是一条当时通常从南美去非洲的航线。我们沿着巴西海岸向北行驶。一路上天气很好，就是太热。最后我们到达圣奥古斯丁角，那是在巴西东部突入海里的一块高地。过了圣奥古斯丁角，我们就离开海岸，向大海中驶去，航向东北偏北，似乎要驶向费尔南多德诺罗尼亚岛，再越过那些岛屿向西开去。

我们沿着这条航线航行，大约十二天之后穿过了赤道。根据我们最后一次观测，我们已经到了北纬七度二十二分的地方。

不料这时我们突然遭到一股强烈飓风的袭击。这股飓风开始从东南刮来，接着转向西北，最后刮起了强劲的东北风。猛烈的大风连刮十二天，使我们一筹莫展，只得让船乘风逐浪飘流国。代表人物有英国的考尔德（WilliamCoward，1656—，听任命运和狂风的摆布。不必说，在这十二天中，我每天都担心被大浪吞没，船上的其他人也没有一个指望能活命。

在这危急的情况下，风暴已使我们惊恐万状，而这时船上一个人又患热带病死去，还有一个人和那个小佣人被大浪卷到海里去了。到第二十二天，风浪稍息；船长尽其所能进行了观察，发现我们的船已刮到北纬十一度左右的地方，但在圣奥古斯丁角以西二十二经度。船长发现，我们的船现在所处的位置在巴西北部或圭亚那海岸；我们已经驶过了亚马孙河的入海口，靠近那条号称〃大河〃的俄利诺科河了。

于是，船长与我商量航行线路。他主张把船开回巴西海岸，因为船已渗漏得很厉害，而且损坏严重。

我竭力反对驶回巴西。我和他一起查看了美洲沿岸的航海图，最后得到的结论是，除非我们驶到加勒比群岛，否则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