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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需要迅速做出决定的时候，直觉、部分的无知和选择性遗忘比丰富的信息和严谨的逻辑更加重要。

《纽约时报》的记者问：“为什么在现代社会直觉思维的名声很坏？”吉仁泽回答说：“这是因为现代人认为靠直觉不够理性。美国的国父之一富兰克林建议他的侄子，在人生重要关头做决定的时候，他应该像簿记员一样，列出每种选择的利弊，全面权衡之后再做决定。这是经典的理性的方法。”但在进化过程中，人类学会了用简洁的方法应对生活中的不确定性，“有人说，复杂的问题需要复杂的解决方法。实际上，在不可预测的环境中，正确的做法与此相反”。

在棒球比赛中，接球的时候没人计算球的轨迹，他也说不清楚他是怎样做到的。他双眼盯着空中的球，开始跑动，调整跑动的速度以便以固定的角度看到球。下意识中他的大脑为了实现目标做了很多计算，这都是在以前接球的时候锻炼出来的。这种方法也说明了为什么最难接的球是直勾勾地向你飞来的球——在那种情况下你无法保持固定的注视角度。

吉仁泽在新书《直觉：聪明的下意识》中说，部分的无知并不一定是坏事，比如，吉仁泽曾经问一群德国学生和一群美国学生，底特律和密尔沃基（美国东南部港口城市）哪个城市的人口更多，德国学生做出正确回答的可能性更大。原因很简单：大多数德国人从来没听说过密尔沃基，因此他们可以推测出它应该比底特律小。而这两个城市美国学生都听到过，他们猜测正确答案的时候就面临更大的麻烦。为什么那些知道得更少的人比知道得多的人判断更准确呢？这是因为知道得少的人要依靠他们的直觉。美国学生就不能简单地推断，他们知道一些信息，但是知道一个城市是汽车城，另一个是有很多酒厂的工业城市又有什么用呢？美国认知心理学家杰弗里？埃尔曼曾经设计了一个学习语言的计算机模型，他发现要取得进步，这个程序就需要系统地忘记一些单词。

做广告的人会利用人类的认知特点。有些公司不提供关于产品的信息，只依赖商标识别。做得比较好的是贝纳通，一年前，负责贝纳通推广的德斯康尼自豪地宣布，贝纳通已经成为世界前6个最为人所知的品牌名字之一，这使得它的收入得到了指数级的增长。

吉仁泽强调的另一个观念是“只选最重要的”，重要的决定往往以某一个正当的理由而非一组理由为基础。吉仁泽认为，过度地分析正在对美国的医疗制度产生不良的影响。“我相信医生在接到病人之后往往按照自己的直觉加以处理，但是由于担心被病人起诉，他们不敢承认这一点。”结果是这个数据泛滥、疯狂地让病人做检查的制度濒临崩溃的边缘。他建议最好允许医生按照他们无意识中积累的专业技能行事。

直觉在什么情况下做不出正确的判断呢？吉仁泽举的例子是“9？11”之后，很多美国人不乘飞机了，改为驾车。搜集一下数据会发现，恐怖袭击之后，驾车的里程上涨了5％，高速公路交通事故的死亡人数增加了1500人。“他们屈从了内心的恐惧，结果更多的人死在了路上。通常人们害怕的不是失去生命，而是害怕一次死掉好多人。每年美国有4万人死于交通事故，但很多人并不在意，但如果一次死掉3000人，就会引起很大的恐惧。这可能是进化造成的。当一队人马在四处游荡的时候，在一个地方死掉很多人会危及整个群体的生存。这种直觉一直延续至今，人们害怕灾难、西非的杀人蜂这类东西。所以下次发生恐怖袭击的时候，再出现这种恐惧感时，人们要对自己说，这次我不会听从直觉，因为我知道飞行仍然比驾车安全。”

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讲的是一个年轻人，没有听信他的直觉，果断地杀掉他的叔叔为其父报仇。如果哈姆雷特听从了他的直觉，这部戏会是什么样子？吉仁泽说：“这不是一个科学问题。但是这部戏应该会短一些，可能被杀掉的人会更少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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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数学看世界

学习更高深的数学可以开发人的思维能力，读了美国人约翰？艾伦？保罗士所著《数盲》一书之后发现，受过普通教育的人学到的数学知识除了算账和开发思维能力之外，充分加以运用之后还能得出很多奇妙的结论，对此没有通过学习高等数学开发智力并不要紧。

比如那个著名的设想：猴子能不能在打字机上敲出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来。在哲学史上，黑格尔区分了坏的无限和真的无限，由此可以把猴子打莎剧的过程划归坏的、单调的无限。数学博士保罗士的回答是：“发生这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