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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任，才会在1979年一而再、再而三地上访、请愿。他们闹事的动机最简单不过，用“回家”两字足以概括。这与“四人帮”的“闹而优则仕”完全风马牛不相及。解决问题的正确态度，只应是灭火徙薪，反之，假以辞色，无限上纲，只会压而不服，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通告》发布后，阿克苏地区形势更加复杂。青年们认为，阿克苏出现###，主要是因为知青政策不落实。“蔡文姬十二年归汉，在当时来说是了不起的，我们十六年没有回上海，也是有很大贡献的，华侨在外国住了几十年还想回国，何况我们呢？”知青批评《阿克苏报》的评论员文章，所谓上海青年搞打、砸、抢的说法不符合事实，将垦区财政亏损都加在知青头上也不合理。《通告》中将上海知青改称“支青”，也引起很大反响。他们说，入疆时的录取通知单，以往的慰问信，1979年鱼珊玲参加全国知识青年代表座谈会时，都承认是知识青年，还一次次广播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在石河子接见上海女青年的那段故事，也说是知识青年，没有讲过是支边青年（以往专指移边垦荒的内地青年农民）。“我们都是初、高中毕业参加边疆建设的知识青年，这是不能抹杀的历史事实，不能进疆时称为知识青年，‘###’中说成是‘社会渣子’，现在又成为移民，支边青年，这样新疆还有什么奔头？！”强烈要求恢复知识青年的说法。

“知识青年”与“支边青年”的名称之争，实际上还是上海青年有无返城权利的争论。70年代末80年代初，全国知青大返城已是既成事实。在这种形势下，新疆的上海知青自然要求同样对待。硬说他们是什么“支边青年”，意图不言而喻。但这种节外生枝的做法，无助于矛盾的缓和。

这之后，知青返城风开始呈现新的特点：

第一，“上青联”虽被解散，但在“坐等三个月，落实政策回上海”的口号下，消极怠工现象越来越严重，并从知青中间蔓延到老职工和新参加工作的青年学生，严重影响了当年的春耕生产。

第二，倒流回沪人数激增。一部分具有“顶替”条件的知青认为返城渠道已经打通，现在是“八仙过海，各找门路”的时候了，于是大批请事假、探亲假，回上海找门路办理顶替手续。截至3月初，请假回沪的知青多达4000余人。不具备顶替条件的，也千方百计钻营困退、特困的门路，使返沪人数日益攀升。

第三，“上青联”名亡实存，活动频繁。知识青年于3月召开了“阿克苏上海知青代表第一次联席会议”，重新选举常委。各团场原“上青联”改头换面，重新组织起来，并打出“落实上青政策敦促小组”、“落实上青政策代表小组”等名义。同时积极发动知青写特困报告，有的团场闹“特困”的多达千人。截至3月初，全垦区要求困退的已有5000余人。

（三）阿克苏事件

1980年秋，阿克苏垦区形势再度剑拔弩张起来。11月中旬，三四千名知识青年涌入阿克苏市，并占据农垦招待所。他们举行###示威，争取舆论支持，要求合理解决遗留问题，“返沪”仍是基本目的。接着，事态迅速扩大。知青进占了地委、行署大楼和农垦局大楼。同时，上海青年开始从塔里木河两岸的农场有组织地涌入阿克苏。所有人自带行李，准备长期闹下去。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一波三折的新疆农场知青返城风（7）

闹事知青再次组织起来，总指挥是十四团的欧阳琏。他是上海青年，自告奋勇站出来，要众人听他指挥，统一行动。11月下旬，闹事知青举行了100小时的绝食活动，从23日上午10时开始，提出“户口不到手死在阿克苏，坚决回上海”等口号。为显示决心，上海青年还在绝食现场摆放了三口棺材。参加绝食的知青以欧阳琏为首，从最初的近600个逐步增至1300人。27日下午2时，绝食宣告如期结束。期间因体力不支昏迷的有200多人，被送入当地医院治疗。

26日，阿克苏地委曾向绝食知青传达国务院电报四条精神：（1）肯定上海青年参加边疆建设十多年来做出了贡献；（2）明确今春解决上海青年问题的三方会议纪要继续有效；（3）上海青年有什么问题可以反映；（4）上海青年在阿克苏组织绝食是不对的，要立即返回原单位。

电报传达后，知青并没有散去。他们一面在阿克苏集结，一面又组织声势浩大的“大篷车”队，搭乘卡车，准备赶到乌鲁木齐市扩大影响。初次出发的二三十辆卡车行至途中不幸发生翻车事故，3人死亡，20余人受伤。队伍只好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