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部分(第2/4 页)

京日报》编印的《内部参考》第960期，反映了手抄本《第二次握手》在北京一些单位群众中传抄的情况。10月12日，姚文元看到这期内参后立即批示：“请找一本给我，并查一下作者在哪里！”14日下午他又打电话给报社：“你们的内参反映一本坏书《第二次握手》，今天把书送来了。我翻了一下，这是一本很坏的东西，实际上是搞修正主义，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它写了一个科学家集团，以＇如＇郭老、吴有训，写了许多人，如果不熟悉情况，不可能写出来。还写了与外国的关系，如写了吴健雄。不是一般的坏书，也决不是工人能搞出来的。要查一下，作者是谁，怎么搞出来的？必要时可请公安部门帮助查。”姚文元命令查这本书意在打击陷害一批知识分子。在《北京日报》960期《内部参考》上，还有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丁国钰的批示：“请传新同志（刘传新，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后因参与###1976年4月5日“###”，于“###”后畏罪自杀）一阅，似应查出此书是出自何人。”

现代“文字狱”（6）

继姚文元批示之后，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1974年12月7日第3297期，也以《北京市发现许多单位秘密流传手抄本反动小说〈第二次握手〉》为题，反映了《归来》的流传情况，并指出：“这本书的中心思想是宣扬资产阶级恋爱观——爱情至上，鼓吹资本主义国家科学先进，散布崇洋媚外的洋奴思想，鼓吹个人奋斗、成名成家的资产阶级白专道路”，“欺骗性很大”，“流毒很广”。

北京日报社将姚文元的指示雷厉风行地传达给北京市公安局，公安局成立专案小组追查。他们查明作者是张扬后，立即给该省公安局发函。后者遂于1975年1月7日将张逮捕。为了向姚文元等权势炳赫的大人物献媚邀功，办案人员竭力给他罗织种种莫须有的罪状：第一是“反党”；第二是吹捧“臭老九”（“###”中对知识分子的蔑称）；第三是鼓吹“科学救国”；第四是描写“爱情”。

为了在法律上“站住脚”，他们先给书中人物分别“定性定案”。女主人公丁洁琼教授是“叛徒”，另一位女主人公叶玉菡是“地主阶级的少爷小姐”，男主人公苏冠兰教授是“特务”，###老干部鲁宁是“走资派”，老天文学家苏凤麒是“反动学术权威”、“洋奴买办”，美国神甫查尔斯是“帝国主义分子”。

张扬被定为“反革命”，亲属好友广受株连，办案人员在他插队的地方，组织召开“声讨会”，挨家挨户收集农民的印章，编造所谓“控诉书”，盗用“广大贫下中农”的名义一致要求将他判处死刑。

1976年6月，湖南省公安局向省法院起诉，建议对张扬从严惩处。《起诉书》宣布他的主要罪行是：出于反动阶级本能，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写出反动小说《归来》，变本加厉地、非常露骨地鼓吹“叛徒哲学”和“天才论”。文字越写越冗长，内容越写越反动。这本反动小说的要害是要资本主义“归来”，为反革命复辟制造舆论；为刘少奇、###翻案，反对###；捧出地主、资产阶级和一切牛鬼蛇神的亡灵，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搞和平演变，为刘少奇、周扬文艺黑线招魂；美化资本主义制度；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宣扬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毒害青少年，同无产阶级争夺接班人。这本黑书的主人公都是叛徒、特务、反动学阀、洋奴买办、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地主资产阶级的少爷小姐。《起诉书》认为《归来》突出歌颂周总理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并指摘他“攻击中央首长张春桥同志”，“矛头直指无产阶级司令部”。

除主罪外，《起诉书》还罗织了其他一些罪状。1967年10月，张扬曾与另外三个知识青年合写过一篇题为《刘氏上山下乡运动是对毛主席青年运动方向的彻底背叛》的大批判文章，登在一派群众组织的小报上。当时，在浏阳地区群众组织中，有人提出“赶走长沙佬”、“杀死长沙佬”的口号。张扬等来自长沙的知青感到受排挤，加之知青工作中确实存在种种问题，他们不满，因而在大批判文章中讲到知识青年在农村受苦，上山下乡是“新型农奴制度”。这就构成了“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罪行。

张扬的祖父是地主，父亲张效立在阎锡山部队办的“民族革命第九中学”当过教员，后因反对军官逼婚女学生，受###，逃到河南长葛县，办了一所学校，进行抗日宣传，组织过一个农业合作社。1949年1月，张扬出生仅一个月，张效立被当地地主“黑枪”打死（凶手已在解放初期被政府###）。张扬之母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