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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与其他知青相比，思想上的落差更大而已。

宣传先进典型的一个重要手段，是召开先进知识青年代表会议。

早在50年代动员家在农村的中小学毕业生回乡参加农业生产的时候，有些地方就曾采用定期召开回乡知青代表会或座谈会的做法，使各级领导得以听取回乡知青从下面反映的一些情况和问题，同时也为各自居住于偏僻乡村的知青提供一个活动和交流的场所，本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形式。后来一些地方利用这个机会表彰先进知青，结果发现比起仅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更能扩大宣传面，也更易引起上级的重视。我们在第一章曾经谈到，早在50年代，吉林省在宣传吕根泽这个全国典型时，便同时在该省13个县培养了185个先进人物，并为此而召开知识青年积极分子大会。此举作为先进经验公开推广之后，各省纷纷仿效。1954年、1955年前后，山东、河南、湖南等很多省份都召开了这样的大会，其中湖南召开的全省农村知识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出席的回乡知青代表有250人，当时的全国著名知青典型如山东省的徐建春、广西壮族自治区（当时还是省）的邓祚荣和广东省的杨明汉等纷纷写信向大会祝贺，在社会上造成了一定影响。1954年12月共青团中央组织北京、天津和黑龙江等地青年志愿垦荒队到萝北垦荒，翌年黑龙江省就召开青年垦荒积极分子大会，以作为对这一影响到全国的垦荒运动的一次检阅。在1955年9月，徐建春等14名参加农业生产的高小和初中毕业生，还在参加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期间举行会议，动员回乡生产的青年们投入扫盲等活动中去。1957年，中央关于动员中小学毕业生下乡参加农业生产的决定刚一作出，河北省就召开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知识青年积极分子大会，团中央为此发去了贺信，这些做法，造成了一股轰轰烈烈的声势，对青年起到巨大的鼓动和感召作用，推动了动员工作的开展。

1963年团中央在全国大规模宣传知青先进典型的同时，也再次运用了这一宣传形式。团中央青农部工作组在“农村知识青年工作的几个问题”中提到，召开知识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是对知识青年进行工作的一种很好的形式，值得提倡，这表明党和政府对这项工作的重视和鼓励，是很好的宣传。他们还曾打算在第二年也就是1964年的“五四”青年节时，召开一次全国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后来未得实施。但想将规模和声势搞得越大越好的动机是显而易见的。

此后，各省纷纷召开了旨在造成动员声势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每一开会，省一级最高领导必然到会并且讲话，各路先进知青代表云集省会，介绍经验，老典型得以亮相，新明星得以推出，在一番热闹的背后，浮夸、虚假、形式主义的因素也越来越多，除了作为动员知青下乡的一种宣传之外，也成为各级领导向上级表示对此项工作之重视并进而表功的方式。而占大多数的普通知识青年在农村所面临的各种困惑和亟待解决的问题，却往往因此而被掩盖了。

从1963年到1966年的上半年，各类报刊上对此类会议的报道层出不穷，这里就不再具体举例了关于这一阶段各省召开的知青代表大会，可参见刘小萌、定宜庄等编撰的《中国知青事典》有关条目，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新的先进典型往往通过这种大会被“打出”，已经出名的则通过参加大会而增加知名度。这种大会是知青明星的活动舞台，知青明星的参与也为大会增辉，二者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这种做法，被作为成功经验传下来，一直沿袭到“###”期间知青大规模下乡之时，并最终成为完全形式主义的东西而受到知青的普遍厌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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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无悔（1）

我们在这里先介绍当年在政治舞台上极为活跃的两个人物：董加耕和侯隽，这是中国知青史上不可缺少的一笔。

（一）侯隽

她和邢燕子，是知识青年典型中保持令名最长久，因而知名度也最高的两个人。

侯隽，1962年于北京良乡中学高中毕业，她出身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工程师，母亲是工会干部。少女时代她也曾有过各种各样的理想，当时党号召全国人民“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她受邢燕子、王培珍等榜样的鼓舞，决心到农村去安家落户。她在农村无亲无故，便与一个同学一道，下到了那个同学的老家河北省宝坻县史各庄公社窦家桥大队。从我们前面的叙述就可以了解到，那时的城市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