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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雄应声“是”，刚走开，原来的三几个记者便围拢过来，开始采访金城。

过了一会，莫七也回来了：“城哥，在太平门买了竹杆、胶布，立即送过来。”

金城又道声：“好！你带领手下职工清理好场地，准备搭棚。”

莫七应声“遵命。”便指挥手下去做。

金城看看一切就绪，便与几名记者聊起来，一聊就聊了近一个小时，然后把姜雄、万良、莫七叫过来，拉到身边，对几名记者道：“这几位都是本公司的董事，来，照张相。

不必管那什么‘衰运’不‘衰运’，照拍照登就是。“

各位可能对金城说这句话大感惊奇：照相跟运气有什么关系？是不是我这个写小说的人在胡说？不然，这确实是当年广州市民的“照相习俗”。它多少反映了历史进入民国后民智的开发，尽管在今天听起来有点像“天方夜谈”。

广州城中最早出现的照相馆之一，是张老秋的宜昌照相馆，时间是在清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直到民国初年，广州城中的照相馆的照相法说起来真叫今天的人觉得可笑，它是以摄影棚顶的明瓦（玻璃瓦）来采集自然光的，曝光需要两三分钟，因此拍照时就要用铁叉来叉住顾客的后颈，以防头部晃动导致照片模糊，这一来就吓得想照相的人都望而却步。到后来，竟有人说照相会把人的灵魂摄进机器里。

当年迷信盛行，这一说法即可令照相馆生意衰落，后来照相馆老板终于想出反击妙计，进行了如下反宣传：拍摄相片摄去的是“衰运”！这个说法于是吸引了一些失意者和穷苦大众——谁不想把“衰运”从自己身上赶走！后来竟形成了在重阳节拍“转运相”的风气。据说在1920年的重阳节前后，仅十八甫的黎镛照相馆就拍了一千张照片，还有不少妇女抱着孩子来照，期望照相机把孩子身上的“病魔”摄走，让孩子岁岁平安。

不过，这“摄衰运”之说一盛行，就弄得真正要拍照片的人拍照时要拍两次：第一次摄走“衰运”的照片不要，第二次的照片才取走。摄影师便采取如下对策：第一次拍时不放底片，只是煞有介事地按快门，第二次才正式照相。这种风气一直到四十年代初才完全消除。当然，那是后话了。

金城是个精明的人，他才不相信摄影机会摄走自己的灵魂，因此他说“照拍照登就是”。

记者们自然也图个省事，于是“嚓嚓嚓”，就拍了几张。

这几张照片就在当晚的好几份晚报上登出来了。采访文章的标题大同小异，诸如“第八甫大火广龙公司赈灾”、“第八甫灾民哀痛金善士慷慨解囊”、“广龙航运公司赈济灾民”之类。文章内容全是讲述第八甫大火后灾民的惨况，然后描写广龙航运公司如何出资出力，赈济灾民，尤其赞扬金城董事长如何慷慨解囊，救灾民于水火等等，当然也不忘称赞姜董事、莫董事、万董事如何办事得力，赈济有方。

金城读着这些晚报，回想起灾民的惨状，心中不免百感交集，一下子便勾起了伤心往事，不觉仰天长叹一声。

第二十章　往事不堪回首

清光绪二十八年，西北大旱，田野龟裂，农家几乎颗粒无收，被迫四出逃荒。金城一家居住在兰州白塔山的北麓，向地主耕种几亩薄田，地主眼看这家人已无法缴交田租赋税，便把金城的父亲金英耀叫到家里“商量”，要他妻子马笑梅去他家当佣工以抵田租。“否则，”地主说得很轻松，“就只有由官府公堂了断。”然后笑了笑，“或者，由我兄长来跟你了断。”

金英耀低着头，轻声道：“好吧，让我考虑两天。”然后离开地主的家。

金英耀明白，这当“佣工”是什么意思。这地主是当地一霸，其兄长则是附近一股土匪的匪首。进了他家门的女子，只要是稍有姿色的，没有不遭到这两兄弟的凌辱。如果跟他硬顶，那就不管是“官府了断”还是由那匪首“了断”，都绝不会有好结果——清末时土豪劣绅称霸地方，绿林土匪为所欲为。大西北地处边陲，更是山高皇帝远。官府鱼肉百性，清末政治的腐败程度，可谓令人发指。

金英耀回到家里，全家人吃了几粒咸菜喝了两碗粥。仲秋的兰州天黑得早，荒山野岭的根本无处可去，于是跟往常一样，早早就寝。

两夫妇低声商量了半夜，最后决定：合家出逃。

金城当年十岁，听到父母说要马上逃荒，立即从床上跳起来，跑到邻家去敲老玉匠马老三的门。

马老三膝下只有一个孙女马虹欣，小名欣欣，才七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