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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炀帝大业十一年（公元615年），李渊被任命为山西、河东抚慰大使，奉命讨捕群盗。对于一般的盗寇如毋端儿、敬盘陀等，都能手到擒来，毫不费力；但对于北邻突厥，因突厥自恃有铁骑，民众又善于骑射，却是大伤脑筋。经多次交战，李渊败多胜少，突厥兵更是肆无忌惮，李渊视之为不共戴天之敌。

公元616年，李渊被诏封为太原留守，突厥竟用数万兵马多次冲击太原城池，李渊遣部将王康达率千余人出战，几乎全军覆灭。后来巧使疑兵之计，才勉强吓跑了突厥兵。更可恶的是，盗寇刘武周，突然进据归李渊专管的汾阳宫（隋炀帝的离宫之一），掠取宫中妇女，献给突厥。突厥即封刘武周为定杨可汗。另外，在突厥的支持和庇护下，郭子和、薛举等纷纷起兵闹事，李渊防不胜防，随时都有被隋炀帝借口失责而杀头的危险。

人们都以为李渊怀着刻骨仇恨，会与突厥决一死战。不料李渊竟派遣谋士刘文静为特使，向突厥屈节称臣，并愿把“美女玉帛”统统送给始毕可汗！

李渊的这种屈节让步行为，就连他的儿子都深感耻辱。李世民在继承皇位之后还念念不忘：“突厥强梁，太上皇（即李渊）……称臣于颉利（指突厥），朕未尝不痛心疾首！”

李渊却“众人皆醉我独醒”，他有他自己的盘算，屈节让步虽然样子上难看一点儿，但他意识到能屈能伸方可成为大丈夫。

原来李渊根据天下大势，已断然决定起兵反隋。要起兵成大气候，太原虽是一个军事重镇，但不是理想的发家基地，必须西入关中，方能号令天下。西入关中，太原又是李渊大军万万不可丢失的根据地。那么用什么办法才能保住太原，顺利西进呢？

当时李渊手下兵将不过三四万人马，即使全部屯住太原，应付突厥的随时出没，再加上又要追剿有突厥撑腰的四周盗寇，已是捉襟见肘。而现在要进伐关中，显然不能留下重兵把守。惟一的办法是采取和亲政策，让突厥“坐受宝货”。所以李渊不惜屈节让步，俯首称臣，且亲写手书：“欲大举义兵，远迎主上，复与贵国和亲，如文帝时故例。大汗肯发兵相应，助我南行，幸勿侵暴百姓。若但欲和亲，坐受金帛，亦唯大汗是命。”与突厥约定，共定京师，则土地归我唐公，美女玉帛则统统献给可汗。

退一步，海阔天空。惟利是图的始毕可汗果然与李渊修好。在李渊最为艰难的从太原进入长安这段时间里，李渊仅留下第三子李元吉率领少数人马驻扎太原，却从未遭过突厥的侵犯，依附突厥的刘武周等也收敛了不少。李元吉于是有能力从太原源源不断地为前线输送人员和粮草。等到公元619年，刘武周攻克晋阳时，李渊早已在关中建立了唐王朝。此时的唐王，己在关中站稳了脚跟，拥有了新的幅员辽阔的根据地，刘武周再也不是李渊的对手了。李渊派李世民出马，不费多大力气便收复了太原。

再一重要原因，由于李渊甘于屈节让步，还得到了突厥的不少资助。始毕可汗一路上送给李渊不少马匹及士兵，李渊又乘机购来许多马匹，这不仅为李渊拥有一支战斗力极强的骑兵奠定了基础，而且因为汉人素惧突厥兵英勇善战，李渊军中有突厥骑兵，自然平空增加了声势。

李渊屈节让步的行为，虽为不少人所不齿，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不失为一种明智的策略，它使弱小的李家军既平安地保住后方根据地，又顺利地西行打进了关中。如果再把眼光放远一点儿看，突厥在后来又不得不向唐求和称臣，突厥可汗还在李渊的使唤下顺从地翩翩起舞呢！

由此看来，暂时的屈节让步，往往是赢取对手的支持，最后不断走向强盛的一条有用的妙计。

“成大功者不谋于众。论至德者不合于俗。”这是秦国嬴政读《商君书》一开始就看到的两句话。这两句话对他影响特深，使得这个本来就心理阴暗、性格孤僻的嬴政，在接受秦国传统文化熏陶后，变得更加冷漠、残酷，对一切人都不信任，对众人都仇视，惟一追求的就是个人的功利。为了个人目的，他可以忍耐旁人无法忍受的压力，在长达数年之久的秦王之位上，甘心坐冷板凳，眼睁睁地看着吕不韦在身边颐指气使地发号施令。他甚至视而不见地任凭吕不韦之流出入自己母亲的后宫，眼看着他们在母后的床第间恣意欢乐。但是，这种压抑的性格，潜藏着令人们想都没想到的仇恨，一旦得志他会像豺狼一样吃掉任何一个人。说他“居微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简直恰当极了。

不过，在秦王政八年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