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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姑娘今朝出嫁，将把欢乐和美带给她的婆家。”

一个好女子，预示着家庭幸福、和美。

这首诗是中国传统文化对女子的终极要求：美貌与智慧并重。“桃夭”作为一个审美范畴，传达了春秋时期的美学思想，并为后代世袭。

故孔子称赞《诗经》：“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而陈子展先生说：“辛亥革命以后，我还看见乡村人民举行婚礼的时候，要歌《桃夭》三章……。”

《桃夭》所提出的美的概念是多层次的，由外而内，而终归于内。

自“桃之夭天，灼灼其华”到“之子于归，宜其室家”，这种美的观念，在当时社会很流行，它体现了真善美的三位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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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之夭夭（3）

关于真善美的概念，在春秋时期已经出现。

楚国伍举《国语？楚语》说：“夫美也者，上下、内外、大小、远近皆无害焉，故曰美。若于目观则美，缩于财用则匮，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为？”

无害，也就是善即美，而且要对“上下、内外、大小、远近”各方面都有分寸、都无害。

这种观点最主要的特点是强调“善”与“美”的一致性，以善代替美，实际上赋予了美以强烈的政治、伦理意义。

“善即是美”，先秦儒家的美学观念，主要是沿着这个方向发展的。

孔子赞赏“诗三百”，根本原因是因为“无邪”。

他高度评价《关雎》之美，是因为它“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合于善的要求。

在评价人时，他说：“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论语？泰伯》）善与美，善是主导方面。

甚至连选择住处，孔子也说：“里仁为美。”（《论语？里仁》）住的地方，有仁德才是“美”的地方。

可见，孔子关于美的判断，都是以善为前提的。

只是“尽美”，还不能说是美，“尽善”才是根本。

《桃夭》反映的美学思想是艳如桃花、照眼欲明，然而“目观”之美还不够，只有具备了“宜其室家”的品德，才能算得上美丽的少女，合格的新娘。

《桃夭》反映先秦人对家庭和婚姻的重视。

婚姻和家庭在整部《诗经》中举足轻重。

三百篇的第一篇是《关雎》，第二篇为《葛覃》，第三篇《卷耳》，第五篇《螽斯》，　第六篇即《桃夭》。

《诗经》的首发阵容便涵盖了恋爱、结婚、夫妇离别、渴望多子、回娘家探亲等等，涉及到婚姻生活中的主要内容。

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力水平还很低下，家庭是社会的最基本单位，每个人都仰仗着家庭迎接困难，战胜天灾，争取幸福生活。

因此家庭和睦、团结尤其重要。而娶亲则关系到家庭未来的前途，所以对新人最主要的希望就是“宜其室家”。

从统治者方面来说，就要复杂多了。《礼记？大学》引《桃夭》时云：“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

这便道破了桃夭的本质。

家庭是社会的最基本单位，家庭的巩固关系到社会的巩固。

至汉，出现了“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种关系）之说。

皆以夫妇关系为根本，认为夫妇关系是人伦之始，其它的四种关系都是由此而派生出来的。

宋代理学家朱熹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男女者，三纲之本，万事之先也。”（《诗集传》卷七）

魏文侯说：“家贫则思良妻，国乱则思良相。上承宗庙，下启子孙，如之何可以苟，如之何其可不慎重以求之也！”

“宜家”是为了“宜国”，在他们眼里，“宜家”与“宜国”原本是一回事，当然便被看得十分重要了。

因此可以理解为何不同的时代好女子有不同的定义。

在母系氏族时期，好女子是生育技能特别发达的女子，她能不间断的哺育后代，以使自己的部落强大、兴盛。

因此，那时健壮便是最大的善。

奴隶社会的商朝，宗法制度尚未健全，还保留了一些母系氏族社会的遗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