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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宦所至,遇有名山胜境,凿石而纳之其中,题其外曰‘曲园全藏书’,庶数百年后有好古者,发而出之,俾吾书不泯于世。”
王国维
(1877—1927)五十之年,只欠一死
王国维之死,一直是一个谜。
1927年6月2日的早上8时,王国维准时来到清华国学院上班。处理完日常公务,他很随便地走出校门,叫了一辆人力车,径直往颐和园而去。上午10时左右,王国维到颐和园下车后让车夫在外等候,自己购票入内直奔昆明湖。漫步走过长廊,王国维在石舫前兀自独坐沉思,约半个小时后进入了鱼藻轩。这时,他点燃一支纸烟,慢慢地抽完后掐灭了烟头,便从鱼藻轩的石阶上猛然纵身跃入湖。
在检验遗体之际,于王氏内衣袋中搜得遗嘱一份,遗言当头一句: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
惹得后来人无限猜测。
链接:王国维(1877…1927),近代国学大师,浙江海宁人。早岁随父习八股时文、试帖诗,16岁中秀才。1901年秋赴日本留学,自1913年始,从事考订中国古代史料、古文物、古文字学、音韵学等,后为清华国学研究院教授,位列四大导师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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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海光
(1919—1969)
我现在才发现我对中国文化的热爱
殷海光先生是本世纪中国不可多得的自由主义斗士,风骨嶙峋的知识分子,一位充满着道德热情和道德勇气的理想主义者。他不畏强权,不避横逆,为弘扬五四精神和在中国实现自由、民主奋斗了一生,终因六十年代台湾国民党政府的政治迫害,抑郁患癌,过早谢世。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断断续续地说:
中国文化不是进化而是演化,是在患难中的积累,积累得异样深厚。我现在才发现,我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希望再活十五年,为中国文化尽力。
去世后,他培养的弟子李敖、林毓生、陈鼓应等都成为一时风流人物。这些弟子中,培养得最为成功又蜚声海内外的是李敖。柏杨、颜元叔、龙应台、司马文武等蜚声台湾的言论家无不受到殷海光的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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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
(1914—1974)祝福孩子们
顾准1957年被扣上右派帽子,1965年第二次戴上右派帽子。在全国范围内,如此两次戴上右派帽子者,实属罕见。六十年代的政治气候下,顾准上述遭遇,势必祸及妻子儿女。子女出于对父亲的不理解,与之疏远,乃至断绝关系,不难理解。1966年,顾准被迫与妻子离婚,搬离家庭。次年回去取书籍衣物,久唤门不开,后来还是邻居帮助他把东西搬下了楼。不久,又被迫签具了断绝父子、父女关系的声明。从此,顾准蜇居中科院一斗室,以冷馒头度日,再也没有迈进过家门。
顾准临终前,欲见子女亦不得。陈敏之为疏通其子女对父亲一生的理解,1974年11月9日,曾给顾准长女、长子写有一信。顾准用铅笔在信上加注:如果我临死的话,我还是希望见见你们。一是请你们原谅(妈妈说我害人,我实在害了你们),二是祝福你们。
遗嘱立于11月15日。当时,陈敏之根据顾准病中口述,整理出一份如下初稿:
我与学问、政治已无能为力,这是我唯一的遗憾。
我热爱生活,我知道生活在人间的日子已经有限,我将勇敢地迎接死亡来临。
对于所有关心我的朋友和同志,尤其是于里夫、耕漠两位老友对我真挚的关注,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生前所用全部遗物交给重之(注:顾准幼子);在京存款(补发的生活费,现由六弟交给母亲保存)交给淑林,并入妈妈的遗存;在上海现由六弟保存的存款伍佰元赠与里夫老友。
我所有的全部书籍交给六弟并由他全权处理。遗稿(一)有关希腊史部分交给吴敬琏同志;(二)其他部分均由六弟全权处理。请六弟选择一些纪念物品代我送给张纯音同志和她的女儿咪咪。
医院认为:我的病例特殊,如果需要,我的遗体愿供解剖。我的骨灰倒在三里河中国科学院大楼(前经委大楼)前面的小河里。
祝福我的孩子们。
令人感慨的是,顾准遗嘱的最后一句话,还是“祝福孩子们”。当时陪伴他的一位老友为之黯然,称之为“英雄肝胆,儿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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