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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需要向世界诉说（3）

王晋华家的遭遇在崇山村具有典型意义。

日本军队细菌战攻击义乌的时候，王晋华只有七岁。当时他的四十岁的伯伯在义乌火车站做搬运工，感染鼠疫发着烧回到了崇山村的家。伯伯是家里第一个死的，接着伯母感染而死，死时只有三十八岁。九岁的堂兄也死了。伯伯一家人在五天之内全部死光。1942年11月，王晋华的叔叔王樟高也染了病，无奈之下去塔下洲找到在那里做酿酒生意的爷爷，希望找医生医治。但崇山村流行怪病的消息早为塔下洲所知，人们拒绝叔叔进入村子。爷爷无奈只好背着叔叔到一个破庙里住，当晚叔叔就死在破庙里。鼠疫没有放过塔下洲，叔叔带去的疫病引起了塔下洲鼠疫流行，结果一个村死了103人。

王晋华因为寄养在姑姑家，逃过了一劫。而同样寄养在亲戚家里的王晋荣却死了，起因竟是为了一口吃的。当时奶奶去寄养的亲戚家里看他，亲戚拿给奶奶一点点心吃，而没有给在跟前的王晋荣，晋荣就认为亲戚对他不好，一定要缠着奶奶带他回去。结果回来后三天就受感染而死。

当时崇山村人都希望逃到附近的亲戚家里去，但逃得晚了就去不了了。邻村的人都拒绝崇山村的人进入。王晋华父亲家族兄弟三支，最后只剩下父亲这一支。

王选在崇山村插队的时候，王晋华做大队长。王晋华只是在农业学大寨的时候，去过一次上海，除此之外，再也没有离开过义乌。这一次他被选为到日本出庭的代表，要办出国护照。“费了好大的力气的。”他说。他还特地去照了一次像。这对他来说，都是很大的动静。

临出去的前几天，他突然不想去了，家里种的小稻要灌水了，再不灌水就要晒干了，再加上想到要坐飞机，要在那么多人面前讲话，他害怕了。一连几个晚上睡不着觉。他找到原告团秘书长王培根，说：“我不去了，换个人吧。”王培根说：“换人怎么能来得及？田里的小稻是你一家的生计，但诉讼是全村人的大事，哪个轻哪个重还想不清？”

王晋华出不起路费，钱是筹来的。就这样他们从义乌转到上海，从上海到东京，跟在王选身后，就像一群惊惶失措的小鸡跟着母鸡。

“平生第一次到法庭啊，紧张得就听见自己的心怦怦跳！”在向法庭递交完诉状后，又到日本总理府内阁亚洲司外事审议室去请愿。“当时我们要求出来接见的日本官儿向他们的首相桥本龙太郞表达我们的意见。我被允许讲两分钟。在这两分钟里，我要把我们村里的整个受害情况说出来。王选在我身边用眼神鼓励我，有王选在我就不怕了，我知道就是我讲错了，她也不会翻译出来。”

接着王选带着他们到日本一些城市去演讲，每到一处都是王选将他们崇山村的话翻译成日语。

在日本六个城市的巡回作证揭露中，王晋华感受到了日本两种力量的对抗和角力。一部分人是承认历史并愿意作出承担的。另一部分人是坚决不承认历史的。在金泽，一个出了很多731部队老兵的城市，王晋华在向日本市民揭露细菌战暴行，有一些人就开着车放着高音喇叭来捣乱，喇叭的声音压倒了演讲的声音。

在另一个城市名古屋，一个六十多岁的人向王晋华跪下了，他举着父亲的穿着日军军装的照片，向王晋华道歉。他的父亲曾经在中国杀过人。两种力量的较量让王晋华明白了：中国人责任重大，这段历史必须进行清算。

东京地方法院审理的第一阶段是听取原告代表对受害情况的陈述，这些战争的亲历者和遗属们都六七十岁了，没有文化，平时不但没有上过法庭，有的人连远门都没有出过。让他们在法庭上大胆地发出声音，并且用准确的语言在规定时间内表达清楚，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有大量的陈述书需要写，有大量的帮助、培养、训练要做。王选希望中国农民在日本法庭上的形象是有理有据，条理清晰，沉稳而有智慧的。

2001年12月26日，法庭第27次开庭，也是一审最后一次开庭，王晋华又来到日本。这一次他被安排了十分钟的法庭陈述。讲稿是事先写好的，他也反复练了很多遍。

“法庭里很静，很严肃，真的是掉下一根针都能听见，我的对面就是被告日本政府的代表。我要从座位上走下去，站到证人席上，做十分钟的法庭陈述。”王晋华说，“我开始讲话。我听见自己的呼吸声。我看到听众席上的人都很认真地听我说。我的眼前出现了崇山村死气沉沉连鸡叫声都绝了的情景，我想起小时候听到鬼子这两个字就心惊肉跳，听到鬼子来了就躲到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