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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战争遗留了什么问题（2）

但是，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日本社会即开始涌动否认战争侵略性质的暗潮。1972年，否认南京大屠杀事实的言论首次出现；1978年，东条英机等十四名甲级战犯的灵牌被秘密摆进靖国神社，并受时任首相的福田纠夫参拜；八十年代发生教科书事件；进入九十年代，随着“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的成立和《大东亚战争的总结》的出版，日本右翼朝野合流，在历史认识方面明显地形成了一股强大的逆流。于是，基于史实认证的战争性质的评判，成为战争遗留问题的一项重要内容。日本是侵略还是“进出”或“进入”、是“解放亚洲”还是建立日本殖民地统治、东京审判是否公正等问题，成为战争性质评判的焦点问题。

第二是战争责任的清算。按照国际法实施的一般形式，东京审判理应完成战争责任的清算。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种清算并没有完成。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出现的中国战时受害者在日本提出的战争赔偿诉讼，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中国人民清算日本战争责任的要求。这种要求得到了日本正义人士的积极支持。中国政府在“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处理中日关系的基本原则之下，多次督促日本政府妥善解决这一问题，但是却未得到日本政府的积极回应。于是，中国人民战争受害事实的认证和对加害者的清算，又成为战争遗留问题的另一项重要内容。

荣维木认为，战争遗留问题的提出和解决不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

而不论是战争性质的判别还是战争责任的清算，都缘于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搞清历史，在历史事实一致的基础上，争论的双方才能够有对话的前提。

个人永远都有自己的尊严和人权，这是人类文明的标尺。

中国人有没有要求赔偿的权利

中国对日民间诉讼从一开始就面临一个难题：中国民间战争受害者对日索赔具不具备法律基础？换言之，从国际法上讲，中国民间战争受害者可不可以对日索赔？日本政府抛出的不道歉不赔偿的理由是否可以行得通？

前往法庭作证的中国法学专家管建强在法庭上提出“民间的战争受害者对日索赔具备法律基础”。有人认为这是中国首次彻底地从法学角度看待民间对日索赔。王选为管建强所做的研究和出庭作证流下了眼泪。她觉得自己终于有了来自中国国内的学者的支持，而这种支持直指对日索赔的核心问题。

管建强在法庭的发言为一个半小时。首先是原告诉讼团向他提问，接着是日本方面律师提问。日本律师的第一个问题就问：“中国是否放弃了民间索赔的权利？”管建强的回答非常简短：“当然没有！”

管建强对于这个问题，已经形成了几十万字的法律专著，管建强曾在日本留学，研究方向是国际法。管建强在广泛研究国际法的基础上，从三个层面陈述了自己的观点。第一个层面，中国从大局出发，在《中日联合声明》中曾声明中国政府放弃对日索赔，但政府放弃不等于全部放弃，并未包含民间也放弃了此权利。1995年3月，在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当时的国家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钱其琛发表了“在日中共同声明中所放弃的是国家间的赔偿，并不包括个人的赔偿请求，个人赔偿请求是公民的权利，政府不应予以干涉”的讲话。中国政府认为中国民众有要求赔偿的的权力，中国和日本之间，只是放弃了国家间的战争赔偿。而历史发展到1945年后，世界上大多数的战后条约都把国家赔偿权与民间赔偿权划分开了，国家赔偿权不包括民间赔偿权，这已是惯例。

第二个层面，根据我国宪法，政府如果要代表民间放弃赔偿权，必须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但全国人大从未通过这样的决议。

第三个层面，现代社会越来越注重个人基本权利的维护，有些权利比如公民个人的战争索赔权，是没人可以剥夺的。“没人可以剥夺这种权利！”管建强的声音掷地有声。

让王选感慨的是，国内以往谈到民间对日索赔，往往从政治上谈得多，从民族感情上谈得多，大道理多，但很少有学者真正从法学角度看待这一问题，而事实上，民间对日索赔最需要的，就是这种法理上的依据。王选说，她曾在国内找过不少法学界学者，有些学者甚至认为，中国民间对日索赔意义不大，劝她放弃。

细菌战诉讼一审判决结果宣布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孔泉就表明了中国政府的立场：“二战期间，侵华日军以惨无人道的手段，大量实验和使用细菌化学武器，残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