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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创作过程中，你是否觉得有些阶段性的不同呢？有没有一以贯之的东西？

东：肯定有阶段性的不同，开始主要是练笔，写得很少，每年一个短篇加几篇散文，偶尔写诗，这个时期没有目标，没有定法，多是些小感觉；之后，对先锋小说着迷；再之后，直到1995年写了《没有语言的生活》才找到自己，才开始真正地对生活发出自己的声音。二十年来，我的小说里一直坚持“荒诞和幽默”、“夸张和妄想”，从不背叛自己的内心。

胡：我注意到你有几部作品都出现了作家的形象。比如《耳光响亮》中的牛翠柏，《睡觉》中的“东西”，《嫖村》中的秋雨。他们的创作观多少有些不同。牛翠柏是希望借创作以体味在纸上操纵他人命运的快乐。“东西”的创作则被《睡觉》中的“我”认为是游戏和*。秋雨也沉湎于将它看做是意淫自己欲望对象以及想象中复仇的一种方式。这样的一些创作观只是文本表达的需要吗？它们是否和你在特定时段对自身的创作或者对他人创作的旁观得来的感触有关系？

东：其实我的内心把写作看得比天还高，甚至把这职业排在人生的第一条，否则我不会二十多年对它不变心。是因为高看这一职业，我才去调侃它，从里面找点小快意。调侃的对象强大才能称之为调侃，否则就是瞧不起人。但这种调侃又恰恰说出了真相。

胡：你觉得，在现在文学已经日益边缘化的今天，一个作家应该拥有什么样的创作理念才是好的呢？

东：文学不可避免地已经边缘化了，作为写作者有时甚至找不到写作的强劲理由。所以，这几年我的小说写得相对少了，大多数时间都在写剧本和读书。小说的需求量在逐年减少，好作品或者我心目中的好作品流行的可能几乎等于不可能，小说如果畅销已经不是小说本身质量能决定的，它必须借助外部因素，比如炒作，或骂人或成为偶像或靠媒体“放卫星”等。文学的形势越严峻，作家就越不能急躁，越要下工夫，当大家都卖假货的时候，真品才会放电。但是作家们各怀心事，写作的目的也不统一，彼此的心态和理念就像北方与南方的差别。就我而言，写作是心灵的产物，是替忙碌的读者去发现和体验。我只对有心者供货，却做不到对大众的普及，所以，我写得慢，写得少，反正写多也没用，能做到写一个算一个那才叫不浪费自己和读者的时间。因为能写剧本挣钱生活，所以我写小说可以写得从容一些，精致一些，出人意料一些……我不为文学的边缘化着急，那是因为我从来也没有中心过，早习惯了。

胡：在民院当驻校作家，要给学生上课吗？讲些什么呢？

东：我在广西民族大学文学影视创作中心工作，主要是写作，其次是为学生们上大课，讲些创作和阅读的感想，传递一些新信息，刺激一下学生们的创作神经。

胡：近期内有些什么样的写作计划吗？

东：最近在读书，在构思中短篇小说，在为突破自己皱眉头，在为小说找读者而咬紧牙关。

胡：希望你能有所突破。也希望你的剧本能赚钱。

魏微（1）

魏微简介

原名魏丽丽。

1970年生。江苏人。

2003年，短篇小说《大老郑的女人》获人民文学奖，后获鲁迅文学奖。

2004年，小说《化妆》获中国作家红鹰文学奖。

现为广东文学院一级作家。

魏微自述：我们的生活是一场骇人的现实

魏微

这是凡？高的一句话，我在这里引用一下，简略谈谈我这些年的创作心得。

有一年我在武汉，跟几个朋友聊天，听来这么一件事——据说上了《南方都市报》的社会新闻版——广西一个小山村的村民们，集资买了一辆卡车，往广州贩卖水果蔬菜。因路上关卡林立，所挣无几；又听说沿途关卡只对军车放行，他们情急之下，便把卡车漆成绿色，村民们也穿上军服，戴上军帽，是否配备了枪支弹药不得而知。两年间，他们慢慢认同了自己身份的转变，全村实行军事化管理，村长成了团长。事情的败露起源于一件小事儿，一个村民犯上，村长一怒之下，喝令手下人：把他拉出去毙了！

我确信，这故事一定能迷倒很多人。我把它转述给父母和妹妹听过，他们喜欢；我把它讲给作家朋友们听，他们的反应则是激动。是啊，生活原比小说精彩，村民们也远比作家有想象力；但凡我们聊起文学，总会涉及以下一些概念：现实、想象力、荒诞、时代精神……都是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