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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跟大家交流的时候很有自卑感。这种自卑感来自许多方面，比如说，在举止言谈上，庄河话很土，穿着也很土，地理条件也不好。所以心里非常自卑。因为自卑，自然就很压抑，在同学当中很少说话。我当时内心可能滋生着许多别的想法，这种想法在我的《小窗絮雨》中表达出来了。当我对城市有了一些了解的时候，我还得回到乡下去。因为在城市里感到压抑，就特别想家，想念乡下。我的家里有上了年纪的奶奶和父母，他们很想念我，我也想他们。我是家里最小的一个孩子，很小的时候就跟老人在一起，当时几乎每个月都需要回家。回家的时候，鸡鸭鹅狗那种氛围，我觉得特别亲切。可是待不上几天，就想回到城里，回到学校这种氛围里，这两种氛围在内心的冲突特别大。还有，我小时候是在一个十八口人的大家庭长大的，内心特别愿意替别人着想，比如说，我母亲有三个儿媳妇，因为我孝顺母亲，就要看嫂子们平常的脸色和表现，就愿意观察她们的内心，主要是愿意婆媳之间、姑嫂之间和谐。所以当我进城之后，有时回乡就带回一些城市的东西，每次回去都大包小裹地带一些卷头发的发卷呀，纱巾呀，一些比较便宜的衣服呀，等等。从乡下回来的时候，就想城里人需要什么呢？就带一些花生啊，地瓜啊，这种往返把我的身心搞得非常疲劳。就是这种冲突，在心里积累了很多很多要抒发的东西，《小窗絮雨》就是写这种心理冲突，这是我在《上海文学》杂志上发表的第一篇受到关注的作品。那是一篇没有什么章法的小说，完全是内心一种块状的涌动，乡村的很多图景在我心里，城市很多同学的声音在我的心里，可以说是在冲突中写完了这篇小说。现在回过头看，那篇小说其实存在非常多的问题，但是，它是我内心冲突的产物，它真实地反映了我的内心世界。所以说，小说对于我，它是我个人心灵生活的反映。在《小窗絮雨》之后，90年代以前，我所有的小说都是那种不自觉的状态，都是像《小窗絮雨》那样，内心有冲突了，要表达、要写，就写了。应该说好多年，也还是不自觉地写作，没有进入对文学的自觉追求。　。　想看书来

孙惠芬（2）

《小窗絮雨》之后，有了一些反响，好多人说我写的是本色的生活，像本色演员一样。听了这话，我觉得别扭，挺不服气，我就想，我难道只能写本色，就不可以写别人吗？于是在这个时候，就想怎么样超越自己，当然，想超越自己是对的，但是对本色生活的这种逆反，在当时是有一些不切实际的。在《小窗絮雨》之后，又写了一个《变调》。《变调》也是个人内心冲突的反映。那时我刚从文学院毕业，回到庄河县文化馆，文化馆是小城文化人聚集的地方。到了文化馆，一二十个人在一起，大家又都是文化人，互相不敢多说话，每天办公室一点声音都没有，我就感到特别压抑，那种压抑简直要让我崩溃了，得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后来，参加《鸭绿江》的笔会，我当时睡不着觉，也写不出东西。别人给我一片安定——那是我第一次吃安定，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可以让人睡觉的药片，吃下去之后，天昏地暗地睡了两天，两天睡好了，神经得到调整了，就写了《变调》。反映的是我个人跟小城文化人在一起时的内心冲突，是理想和现实的矛盾。这篇小说和《小窗絮雨》是同期的，也是同样的一个水准，它反映的是我内心同样的状态。在这之后，我觉得我不想做本色演员了，可是呢，我不知道该怎样写别人，完全不会写了。在1989年以前这段时间，也发表了一些作品，但那些作品，我现在不敢回头看，写得很糟糕，有明显的模仿痕迹。那三年我确实很痛苦，不知道如何抵达别人。到了1990年之后，我觉得似乎又找回了状态，找回来的，就是还要回到我的内心。首先做本色演员写自己，把自己内心对生活的感受写出来，然后再通过自己的内心去揭示别人的内心。到1990年的时候，我知道应该永远贴着自己的内心去写别人，写别人在想什么，别人在做什么。那时我写了两篇小说叫《四季》和《中南海的女人》，这两篇小说我自己认为对我很重要。《四季》是在《鸭绿江》上发表的，《中南海的女人》是在《作家》上发表的，两篇写的都是乡村生活，但我好像有了一些虚构的能力，这是由于一方面我知道该怎样贴近自己了，一方面大量地阅读，从优秀作品中吸取营养。状态调整了，也就焕发了想象力。我写的是乡村四姐妹，到小镇上开了一个饭店，她们到了小镇打破了小镇的平静。而小镇上又来了一个马车夫，带来了客人，到了这个小饭店，这又打破了四个女人的平静，这跟我在那个时期对女人、男人、男女之间的体验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