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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任《当代作家评论》编辑部编辑、《鸭绿江》杂志编辑。

刁斗自述：向袁可嘉致敬

刁斗

袁可嘉是位翻译家，除此之外，我对他一无所知：既不清楚他住北京还是居上海，也不知道他具体年龄或供职单位，更未尝闻说他慈眉善目还是不苟言笑甚或怒气冲冲。为写这篇文章，为了使用这个题目，我曾想跟搞翻译的朋友打听一下。但我又放弃了这个想法。或许有必要作出声明的只是一句话，如果袁先生认为一个素昧平生的晚生后辈忽然多礼有些唐突，还请原谅。

截至1984年春天，把我读过的文学书鱼龙混杂地点数一番，没七八百本也有五六百本，其中外国文学那块儿，不会少于二分之一。翻译家的名字，像傅雷汝龙草婴朱生豪，包括鲁迅巴金这样的“票友”，我也记住几个，但我从没认为，除了作品本身，对那些译者乃至译文的出版者，还有什么需要分心想想的。可事情在1984年春天发生了变化。

1984年春天，我大学毕业半年多了，已有了收入可以自己买书，同时，也开始适应我的新闻工作了，其标志是，我学会了以领导的意志为我的意志，瞪着眼睛说假话已不再脸红。有一天，我当时供职的单位资料室处理旧书，我买到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10月版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第一册（含上下两本），从这两本书中，我第一次读到了一些与我过去读过的诗歌小说剧本完全不同的东西，也第一次记住了里尔克、庞德、斯特林堡、阿波利奈尔等人的名字，还第一次对一本书的编选者发生了兴趣：袁可嘉、董衡巽、郑克鲁。我觉得，他们能编出这样一本神奇的书，肯定本人也神乎其神，而为这套书撰写那个长长前言的袁可嘉，定然就是众神之首。说实在话，那两本书中的绝大部分作品我读不懂，甚至读不进去，也就是说，没有多少阅读*；可奇怪的是，面对它们，我产生的“感觉*”却异常强烈，只要一想到它们的莫名其妙，荒诞不经，装疯卖傻，阴阳怪气，别别扭扭，磕磕绊绊，我就会激动得浑身颤抖，血脉贲张，如同与女友在公园角落偷欢窃乐。这是我以前的阅读经历中没有过的——手抄本的禁书刺激或探案集的惊险刺激与此时文字的结构的思想的刺激是两码事。这时的我已有性经验了——在我这里，艺术与性的连体关系，即是从这时建立起来的。后来我想，那两本书之所以能让我身心俱醒，能让我产生那么美妙的“感觉*”，除了作品本身带给我的新鲜体验，肯定与袁可嘉的“前言”及文中每个译者为自己所译对象写下的评介文字有关。

一种全新的阅读感受出现了，一个全新的精神世界降临了。

在那之前，我已接触到迄今仍让我喜爱至极的卡夫卡了，对个别其他现代主义作家也略知一二，不过他们给我的震动，远没有《约翰？克利斯朵夫》或《静静的顿河》那类东西来得强烈。比如，我手头那本《城堡》购于1980年，可好多年里，我像K一样，只能徘徊在“城堡”之外。是的，1984年春天，我被袁可嘉和他所代表的东西迷住了，但那种迷，只是对一个梦中情人的暗中依恋，梦醒时分，我还得坐怀不乱地当“正人君子”。那情形可以称之为阴奉阳违。究其原因，一方面，我的自我早被我的教育背景做了阉割手术，除了“批判现实主义”，我不知道我还可以与其他“资本主义的产物”眉目传情，对自己私下里那种“不符合中国国情”的文学趣味更是缺少信心；另一方面，更主要的，也是作为一个中国式的功利主义者，我尚不敢为我的个人爱好去冒风险。那时我的理想早已是写作，是发表作品，可我视野里的客观现实是，按自己内心的指引去写，多半不会求得“正果”。马原徐星刘索拉，只是远处的风景，我需要的，是身边的作协领导夸我文字优美主题积极思想进步。“袁可嘉”只能作为我偷食的夜草，而不能名正言顺地化作乳汁被我挤出，甚至1986年和1987年，它分三次继续飨我以不散之筵，我挤出来的文学奶水，也还是瞒与骗这个*品厂批量生产的赝品水货。这怪不得别人，是我自身的问题。那时候，马原徐星刘索拉已经后继有人了，可我的脚步仍然踉踉跄跄。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刁斗（2）

我的书，都标有该书购于何时何地的简单记录，所以，1986年9月，我为什么去了长春或在长春见了什么人早记不得了，但一本厚达一千多页的精装本《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第四册，却为我的这次长春之行留下了痕迹。“袁可嘉”再次让我激动不已，虽然在这册书的起首和末尾，他的“引言”与附文《我所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