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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惊诧、疑虑的目光瞅着我们，似乎把我们当成夜间刚从阴曹地府里跑出来的幽灵……

我们由城南绕行到城东北角，过了涡河，西行到了一个叫拉车路口子的坟地，将其安葬，丧事才算结束。

三个月后，她的儿子季亲生由西安赶里到亳县，又让我陪着他到他母亲的坟上，大哭了一场。由坟地回来路过一个算命摊，我们花了两角钱让那老汉给我们每人各算了一卦。年逾七十貌似枯木的老者眯缝着双眼煞有介事地说：“二人时运不佳，屋中必有不祥之祸。”我问他如何解脱，他捋着山羊胡子慢条斯理地说：“向西行！”我问为什么，他不再作声，一幅昏昏欲睡的样子，再也不理我们。

六年后，在六零年的大饥荒中我被迫辍学。为了活命，我于六三年五月西行路过兰州，我与我表弟在此见面，半月后，又流落到新疆，似乎让那个“糟“老头言中了。

第十四章　中学时代　险象迭生（一）

第一节

亳县二中是1955年新开办的中学（涡北中学为亳县一中），它座落在县城的西南角。我于1956年夏季，考入该校就读，为学校的第二届初中学生。

姨奶去世后，我在学校食堂搭伙，每月六元钱的伙食费就无钱可付，要靠学校给的助学金和我姐的接济才能上学。

亳县地处黄淮平原，由于历史上常闹兵灾，黄河泛滥，造成农村土地贫瘠，穷困落后，城里基本上没有什么机械制造工业，可以说就是一个农业城市。解放后才办起来的农机修配厂、抄丝厂、榨油厂等为数不多的小厂子，以及公私合营的小手工业作坊，因此人们就业的机会较少。市民多以出卖劳力和从事于蔬菜、水果、饮食、杂货的小商小贩为生，所以到校上学的孩子，家中困难的也比较多。

每到开学之后，学校里都要对生活困难无钱交费的学生在班里进行评议，向特困生给以减免学费和每月六元的助学金补助。虽然当时我比较贫穷，但有的学生比我还要困难。因此我仅享用过两次每月六元的助学金补助，平时只能享用三元的补助。在我三年的初中学习中，先后在胡旭老师、胡德蔚老师（班主任）的同情和关注下，经过班里的评议，得到了助学金的资助，才能使我完成了初中的学业。

当初，二中只有两个年级，一个初中一年级四个班和一个初中二年级四个班。其中有一半的学生来自离城较远的农村，他们多数原先上学较晚，年龄较大，年纪大的已有十###岁，还有二十岁的，站起来个子比老师还高，甚至于还有的学生在家里已经娶了媳妇。

入学后将近一年里，学校还是较为平静。但是到了1957年4月27日，《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在全国发布之后，学校按照上级有关部门的布置，在教职员中搞什么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响应党的号召，大鸣大放，全心全意地投入到整风运动中去。并且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不几天，冲着学校大门的教务处西墙壁上贴满了大字报——有给领导提意见的、有要求改进教学工作的、还有的对事物发表一些看法的，一时间校院内充满了大鸣大放，百家争鸣的气氛。

1957年5月中旬至6月初，《事情正在起变化》和《这是为什么？》等文章先后见报，随之《人民日报》等报纸相继点了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浦熙修以及周扬、艾青、丁玲等大“右派”的名，揭露了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之后，我们学校也派来了“反右”工作组，动员全校的教职员工要站在运动的最前列，大胆检举、勇敢揭发、反省自己、向党交心……一时间，校园里大字报铺天盖地的沸腾了起来。

一个周末的下午，校园里锣鼓喧天，红旗招展，在工作组和校领导的带领下，全校的教职员工，以及学生中的团员、骨干代表在校门口排队集合，他们每个人的胸前都别上了一张用红蜡光纸剪成的并写着自己名字的心状图案，手持小旗，高呼口号，在锣鼓声中庄严地走出了校门，他们要到县委会去向党交心，以此表示紧跟形势，坚决反“右”的决心。

随之学校里开展了背靠背地揭发检举，一个个“右派”分子就被揪了出来，其中有数学老师、历史老师、生物老师、美术老师，连学校总务处管生活的一个歪脖子李老师也被打成了“右派”。

秋季开学后，又从上海复旦大学接收了两个临近毕业的大学生“右派”，一个是物理系年仅二十一、二岁的杨嘉桂，一个是地理系二十三、四岁的唐思成。他们的到来不仅加大了二中“右派”的名额，同时也增添了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