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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将会再次重演。

此时，民国首都――南京，以及长江口的上海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随时处于风雨飘摇中……

战争风云的突变，带来了时局的动荡不安。人心浮动，社会异常混乱。不同社会背景的人也就各自考虑着自已的去向与归宿。

达官贵人，巨商豪富纷纷收拾金银珠宝贵重之物飞往香港、台湾或者国外――东南亚、欧美等地远遁异国他乡。

次之――农民、工人、小手工业者，靠卖苦力吃饭的千百万穷苦老百姓，他们往往在历史风云变幻的时候，在政权更迭的演绎中，不想也无力逃向它处，像美英飞机轰炸巴格达一样百姓们虽知危险，但又是多么地无奈。仍然固执地留下来看守着他们的老屋，眷恋着生他养他的故土！苦苦地挣扎着，支撑着，煎熬着……每天还必须劳作才能吃饭活命。

因为大家知道自古以来，历朝历代的命运，都不是掌握在受苦受难的老百姓手中。尽管多数统治者大都乐于名义上的将“民主”的桂冠戴在老百姓的头上，实际上他们早已强奸了民意，欺骗了民众，还恬不知耻地叫嚷着：“给了你民主和自由”。不少的当权者都喜欢号称自已是民众的“仆人”或者冠以“公仆”，标榜着是为“主人”服务的，但向来都是他们锦衣御食，楼堂馆所的在享受。而穷苦的老百姓却是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在吃苦受罪。然而，苦难的民众心里都是很清楚，命运的决定权却不在自已的掌握中。虽然不满，但多不敢表露，归根结底就是惧怕当权者的弹压。于是，只好做个“阿Q”，采取画饼充饥的精神胜利法――“妈妈的，儿子整老子”。

人生“难得糊涂”，明哲保身“阿弥佗佛……阿弥佗佛……”

第七章　风声鹤唳　漂泊南国（下）

第二节

我们家在上海仅呆了几个月，又开始了漂泊他乡的流浪生活。

1948年的冬天，国军与人民解放军沿江对峙，形势紧张，愈演愈烈。当局决定一批军人家眷先期撤离上海。

在五十多年前的一个北风呼啸，雨雪交加的下午。十三军家眷老少一百多人，由上海码头扶老携幻登上了一艘停靠在黄蒲江畔的轮船，母亲带着我和姐姐也登上了这艘轮船。

此时，船上已经聚集了好几百其他军人家属，房间、饭厅、过道和甲板下的通仓里都挤满了人。有北方甘、陕、晋、冀、蒙、鲁、豫等地方的人，还有江浙、湘鄂、皖赣、云贵川的南方人。轮船上的气氛嘈杂混乱，南腔北调地为争仓夺铺和堆放行李，吵骂得不亦乐乎！似乎半壁江山丢掉了也在所不惜，而没有他堆放东西的半平米的地方重要。这就是中国某些人的癖性特色――不管何时、何处，即便是外敌入侵，国家民族危亡，灭顶之灾将要降临的时候，也不会忘了“窝里斗”。如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时期，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之流，竟敢卖国求荣，助纣为虐。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家族、一个家庭、人与人之间，如果到了没有一点精神支柱，丧失了亲情丧失了相互帮助的公德，而只顾损人利己，争权夺利，一味地热衷于“窝里斗”。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这个家族、这个家庭终究要四分五裂，走向灭亡，是决不会有好结果的……

至于这艘船究竟开往何方？到哪里停泊靠岸？上峰不讲，大家也一概不知。好像人们已把居家的性命都交给了这艘船上的舵手与船长，而自个儿的命运如何？倒是无权过问。

随着汽笛的一声长鸣，轮船缓缓地驶出了黄蒲江吴淞口，进入了波涛滚滚，汹涌澎湃的东海，消失在前途渺茫、吉凶难测的洋面上……

但是，此次我们向南漂泊，比起半年后的1949年5月间，国民党最后一批军人和军人家眷撤离上海时的惨状来说，我们还是幸运的。

据后来陆续南逃到福州的人们所说――

1949年4月21日，人民解放军西起江西湖口，东至江苏江阴，在这长达500公里的战线上，兵分三路强行渡江。

于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了国民党长达二十二年之久的统治中心――南京。在此之前，1949年2月4日，南京行政院决定，国民政府迁都广州，不久又迁往台北。

随着战事向长江中下游扩展，江南诸城镇如：九江、南昌、安庆、芜湖、镇江、无锡、苏州等城市相续被人民解放军攻占。此时的上海已成了一座“孤岛”。

兵败如山倒，溃军似惊鸟。败退下来的军人及家属纷纷南逃，生存支撑着人们要活命的欲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