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部分(第3/4 页)

一台织袜机逃荒在外走南闯北，后来流落到安徽蚌埠。每天走街串巷，叫喊着：“织袜子呐……织围巾！”靠给人织点小针织品，一天挣上块儿八毛钱强维持生活。他们是真正的“流氓无产者”。

那时我姑姑已经二十五、六岁，按当时的风俗已是未出阁的老姑娘了。加上小时候患天花留下残疾，走起路来有点跛，找婆家就成了老大难问题。我爷爷常为此犯愁，总觉得过去没尽到父母的责任，对不起孩子。因而对我姑姑就特别宠爱，娇惯得连哥嫂都要让她三分。

一天，忽听街上有人叫喊：“织袜子呐……织围巾！”。时值仲秋，气候渐冷，而我姑姑正需要织一条漂亮的新围巾。小伙子技术熟练，心明手巧，不大功夫就把一条漂亮的提花围巾织好。讨得了我姑姑的欢欣和我爷爷的夸奖。

后来我爷爷就托人找他提出婚事，并讲明了操办嫁娶和花费钱财等事宜都由我家安排支付。

小伙子经过再三地考虑，总觉得这事还是蛮划算的，就答应了这门亲事。后来，就成了我的姑夫。把织袜机送给他弟弟，再也不走街串巷地受罪了。

姑夫在北平生活了几个月，每天吃喝不愁，西装革履地经常出入剧院、电影院、歌舞厅，生活过得十分悠闲自在。但时间一长却又产生了厌烦，想要找个工作奋斗一番，闹好了还可弄个官当。

他就让我姑给老爷子讲，让舅哥给他谋个上等的差事。一天，在我父亲由驻地回到北平时，老爷子就让他给妹夫安排差事。于是就发生了矛盾，我第一次见到父亲向爷爷发火。

“没有一点文化，斗大的字不认得几个，他能做什么？只能当个库兵。”我父亲大声的说道。

爷爷愤怒的嚷道：“什么！亏你说的出口，你一个堂堂的上校军需处长，竟叫你妹夫当库兵。”

我父亲也生气的吼道：“不当库兵，他还想当官吗？按规定当了两、三年的库兵才能提拔一个上士班长。这事，你让我怎么安排？”。

父子二人争执了一晚，不欢而散。第二天早晨我父亲就返回部队驻地去了。

但我爷爷并不死心，还亲自到部队找儿子，为女婿要官。

我父出于无奈，只好给他联系到河北通县军用物资转运站，当了个库兵上士班长，时常带领库兵搬运物资，清理库房和发放一些军需用品。后来在我爷爷的疏通下，站里的军需主任看在我父的面子上，过了半年把他提拔了一个少尉排长。到了1948年的秋季，又提升为库房中尉连副。

一天下午，我正在院子里玩。突然看到从大门外走进来一名军官，头戴美式船型帽，身着军用短袖衬衫，肩上扛着中尉军衔，下身穿着军用卡几布的西式短裤，脚穿一双雪白的真丝长袜，足蹬一双新式铮亮的棕色牛皮凉鞋，的确让他俏皮了几分。

在他快走到我的跟前时，“唰”的一下右手举起行了个军礼，左手扶摸着腰间的小手枪，跨着蹩脚的正步走的样子冲着我走来。

当走到了我的面前时还不停的发问：“小瑜！怎么样，漂亮不漂亮？”

我瞟了他一眼说：“漂亮个屁”！气得我姑父翻着白眼“咔咔咔……”地打我身边走过去。

那时，他错把我当作检阅他的“长官“，想借此过把身着戎装的“官瘾”，但想不到还没得到我的青睐。

世上的事情总是一分为二的。有时福中隐藏着祸因，有时又因祸而得福。

常言说得好：“鸟为食自投罗网，人为权钱留下后患。”

就在我姑父闹着加入国军不到两年，还曾在我面前耀武扬威地学着正步走，洋洋得意地“过把瘾”的时候，他做梦也没想到事隔二十多年后，在“文化大革命”中，1967年时会因当年为“过把瘾”参加国军，当上连副，而被打入了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的行列中。当时，按着1966年中央下达的《文化大革命公安管理条令》（即简称“公安六条”）来对照，解放前国民党的地方伪保长，军队的匪连长以上人员属于专政管制对象，而他刚好够线。在西安针织厂被红卫兵革命小将和厂里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揪了出来，整了半年多，批斗得死去活来，为“过把瘾”而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第四节

1948年6月，国共关系更加紧张，时局动荡不安。此时，已不是抗战初期国共两党发表《合作宣言》的时候，当年达成的合作协议已变成一纸空文，国共第二次合作再度破裂，合作已成为历史。抗战初期所提出的“一致对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口号已经过时。日本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