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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有当时的大牌明星胡蝶、吴素馨等人。1925年年底，邵逸夫担纲掌机，王士珍为副摄影，拍了一部《孙行者大战金钱豹》，此后又接连拍了多部影片。

“天一”的崛起大大挤占了其他影业公司的市场份额。于是，六家制片公司建立了强大的联合发行网，共同排挤、扼杀天一公司。

面对围剿，邵氏兄弟商议应变对策。邵醉翁认为，为了生存和发展，务必开拓南洋市场。最后商定，老大、老二留驻上海，老三邵山客去南洋开拓影片发行市场。

临行之前，邵醉翁对老三说，老六中学快毕业了，如果南洋那边有前途，便打电话过来，让老六邵逸夫去帮他。

1926年3月，邵山客带着“天一”的一些影片和一些资金，单枪匹马，踏上了远赴南洋的征程。

新加坡是邵山客独闯南洋的第一站。当时，新加坡还没有中国电影，只有大戏院间或放点西方默片。邵山客使出他的交际本领，广泛接洽当地戏院的老板，推销“天一”的影片。由于影片适合当地华人的口味，很快打开了销路。短短三四个月，邵山客便因业务量剧增而忙得不可开交。于是，他向上海发出一份急电，要老六邵逸夫速来新加坡增援。

电报到达上海邵家时，邵逸夫却去了北京。当年邵逸夫才19岁，刚从美国人办的“青年会中学”毕业，他正准备报考北京的大学。邵山客的一纸电报，改变了邵逸夫一生的命运。邵逸夫回到上海，收拾行装又登上海轮。

老六、老三相会在异国他乡，立即抖擞精神，脚踏实地地开拓市场。当时有个问题困扰着他们，即租不到戏院放映电影，像以前那样向戏院出租影片则获利甚微。邵逸夫想到一个苦自己的办法——租借空地，然后用帆布搭起院墙，自己卖票，自己放映自己的影片。不久，邵逸夫又想到一个主意，搞个流动放映车，把放映机、银幕等全套装上，然后走村串镇，尽量争取乡村观众。兄弟俩意见统一后，买了一辆小型旧货车，经过改装，开始在吉隆坡、怡保、马六甲、槟城的乡村市镇奔走。后来，他们增加了人手，流动放映车也已增到了六部。

商业竞争是残酷的。邵氏兄弟远走南洋也没有躲过“六合”公司的排挤。那时，独霸南洋影片业务的“地头蛇”叫王雨亭，他曾专程赶赴上海和“六合”签约，加入“六合”联军，承诺不买“天一”的影片。

但是，槟城首富王竟成先生看不惯这种垄断行径，邵氏兄弟的吃苦精神倒令他感动。

在王竟成先生的帮助下，邵氏兄弟以重金包下了新加坡的华英戏院、吉隆坡的中华戏院、怡保的万景台戏院和马六甲的一景团影戏院。以上戏院构成了“邵氏兄弟”最早的院线和发行网络。这时，他们在槟城又遇上了从上海来的黄毓彬。

黄毓彬原是上海明星影业公司的股东之一，因与“六合”不合，挟资远走南洋，以期日后再与“六合”一决雌雄。邵氏兄弟和黄毓彬的想法一致，于是联手合作，组织了一个南洋电影发行网，反击“六合”。不久，邵氏兄弟又与当时新加坡的富商黄文达和黄平福兄弟交上了朋友，在黄家兄弟的帮助下，开始接管、经营南洋最大的娱乐场所——新世界游乐场。一年下来，总收入超过黄家兄弟数年收入的总和。接着，他们又收购了大世界游乐场。新加坡原有的三大游乐场，邵氏兄弟已占有两个。此时，他们把“邵氏兄弟公司”的招牌，正式在新加坡挂了起来。

1934年，由邵醉翁执导，“天一”在香港制作，中国第一部有声影片《白金龙》问世。

这时，有声电影刚刚萌芽，上海已开始筹拍《大路》、《渔光曲》、《夜半歌声》等影片。《白金龙》取得成功之后，邵醉翁以香港为基地，制定了粤语片和国语片兼营的战略。

1936年夏天，“天一港厂”连续发生两起被人纵火、烧坏片场的案件。

1936年6月29日上午11时，“天一港厂”片库旁边一间暗房失火。由于只堆放杂物，没有存放拷贝，所以损失不大。同年8月6日深夜，存放拷贝的片库突然火光冲天。这次“天一港厂”的全部存片和拷贝，和片库一起化为灰烬。原因始终未能查明的两把大火，使邵醉翁万般沮丧，最终使得这位邵氏电影的创始人告别影业，退出江湖。

邵醉翁指定，由老二邵屯人来港替换他主持大局。邵屯人从上海来港后，废弃“天一港厂”之名，打出了南洋影业公司的旗号。邵屯人以香港为制片基地，以南洋为销售市场，坚持走通俗路线，并恭请洪钟豪（洪深之弟）担任旗下主力导演。从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