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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晚年位至司空，盛排酒宴招待诗人刘禹锡，并在席间遣美貌歌女劝酒“三陪”，为此，刘禹锡感慨道：“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江南剌史肠”。

可见，知识分子作文作诗是一码事，人品和行事完全又是另一码事。

唐武宗继位，李德裕立被窜逐，“李党”失势，“牛党”纷纷回朝。杜牧很尴尬，由于“李党”在位时没怎么“迫害”他，“平反”名单中也就没他份，而且，由于其弟是“李党”，“牛党”还把他放至更僻远的睦州作剌吏。

病急乱投医，杜牧忙向时为宰相的白敏中上书，大肆吹捧“牛党”，并恶毒攻击李德裕，十分不厚道。白敏中没什么反应，倒是有贵人出手相授，宰相周墀把他调回京城，任司勋员外郎。

真正回朝又回政治中心，杜牧不久即大失所望，哀叹自己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虽然后来他得为知制诰一官，清显位重，但锐气尽失，暮气沉沉，不久即郁郁而终。一生沉沦，“半是悲哀半是愁”。

再讲一下文宗皇帝。

“甘露之变”后，唐文宗完全失去权柄，受制于阉宦，“虽宴享音伎杂陈盈庭，未尝解颜。闲居或徘徊眺望，或独语叹息”。

一次，他在集思殿与当值学士周墀聊天，问：“朕与前代皇帝相比，可以和哪位相提并论呢？”

周墀文臣，自然说“客气话”，“陛下圣明，可比尧舜。”

文宗苦笑。“朕怎敢与尧舜明主相比，我向爱卿询问，只是想知道我与周赧帝、汉献帝相比，强弱如何？”

周墀闻言大惊，手中酒杯都掉在地下：“那两个亡国之君，怎能与陛下相比！”

文宗摇头，叹息道：“周赧帝、汉献帝受制于诸侯、权臣，现在朕受制于家奴阉宦，以此言之，朕实不如二帝！”言毕，这位皇帝泣下沿襟，委屈得不行。

公元839年，“甘露事变”四年之后，病中的唐文宗也被宦官毒死，时年三十三。

当时得知文宗皇帝驾崩的消息，诗人李商隐有《咏史》一诗，伤悼文宗：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何须琥珀方为枕？岂得珍珠始是车！

远去不逢青海马，力穷难拔蜀山蛇。

几人曾预南薰曲，终古苍梧哭翠华。

此诗并非讽刺文宗奢侈，相反，诗人字里行间充满惋惜之情。唐文宗一生节俭，又竭力用贤，只是“运去时穷”，误用小人，事与愿违，最终被“家奴”药死，含冤而逝。

乘时运智也立功——李德裕的“会昌之政”

唐文宗被宦官们下药后，还未咽下最后一口气，众位公公兔子脚一样飞奔，在仇士良、鱼弘志等人率领下，带兵入十六院，抢“拥立”之功，把文宗五弟颖王李瀍弄进宫去，立为皇太弟。

文宗皇帝原来的本意，当然是立自己的侄子太子李成美。太监刘弘逸等人与穆宗的妃子杨贤妃关系不错，也想拥立杨太妃的儿子安王李溶。

深宫内殿，拼比的就是太监的实力，仇士良、鱼弘志二人手中有禁卫兵，又能抢先一步，矫文宗遗诏，颖王李瀍便成了皇帝，是为唐武宗。

唐武宗一继位，在仇士良窜掇下，马上赐死了自己的八弟安王李溶、侄子皇太子李成美小朋友（乃敬宗之子）以及安王的生母杨贤妃。仇士良等人也趁机挟怨报复，杀掉不少和唐文宗关系密切的乐工和太监。

唐武宗虽袭位不正，此人却是个有魄力的君王，在他身上，既有唐宪宗的英武，又有唐穆宗、唐敬宗的贪纵，是个英君与昏君的混合体，只不过，此人是英武占了其中的大半。

武宗继位后，以李德裕为相，言听计从，君臣二人“会昌之政”，最大的功绩有两件：一是消灭回鹘残余势力，二是平灭刘昭义节度使刘稹叛乱。

武宗继位时，回鹘刚刚为黠戛斯（今吉尔吉斯族）打败，除逃奔安西、吐蕃外，有不少余众逃向唐朝边境的天德军附近，侵逼受降城（当时名西城），“请求”内附。诸部回鹘喘定，立王子乌希特勒为可汗，即乌介可汗。

回鹘，就是回纥，宪宗元和四年时上表遣使改其国号为“回鹘”，意取如飞鹘一般“回旋轻捷”。

回纥也是匈奴别种，北魏时号“铁勒”，“依托高车，意属突厥”（突厥之先乃“平凉杂胡”，原为柔然锻奴部落）。隋末号为“特勒”。史载，回纥人“性凶忍，善骑射，贪婪尤甚，以寇抄为生（不是卖葡萄干偷钱包抢劫，是纵马持刀公开抢略）”。唐初时，特勒改称回纥。太宗贞观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