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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转运，只得冒险来找他，等等。一些熟朋友都非常高兴，也乐于传播。

哀思和忆念（2）

三、关切

抗战胜利后，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八年间，我曾从新加坡到香港三次，其中两次我因事去过上海。潘汉年每次都托我带一些小东西，如雪花膏、小棉衣、线装书等等。我说：“带什么东西你别告诉我，但一定要装得妥善。”在过上海关时，我告诉关员有一些丝袜、衣料要报税，于是他忙着估价、填单子，我迅速过了关。

我在南京西路成都路口一座大楼内找到廖梦醒，又去看了陈曼云，把东西都交了（后来听说宋庆龄先生收到香港民主人士给她的联名信）。

一个投敌已###年的叛徒、特务，他干这些事究竟为什么，难道还有什么更大的图谋？

全国解放前的两年，我和潘有较多的接触。他的“流动办公室”设在九龙、香港的香港酒店、告罗士打等等咖啡座中，地点几乎天天在更换。每天总有许多各式人等来找他，一个接一个，从无倦意。谁也难统计他每天说了多少话。解放大军节节胜利的消息鼓舞着某一些来找他的人，一张张兴奋的脸用笑眼盯视着，听他侃侃而谈。我曾开玩笑说他像在摆测字摊，善男信女争相求问流年休咎之卦。我们一些熟人和排队的人时常在他的台子旁边另占三两台，用人墙来隔开外界，让其他人听不见潘在讲什么。他一天天更忙碌了，但他还要注意照顾一些同志的生活上的问题：

“唐，老任和老婆住在南国（地下党创办的旅馆，任后来接收一个重要的单位），恐怕需要一些零用钱，你明天给他送些钱去吧。”

“上海有个朋友介绍两个人来找我，晚上你陪我去交际吧。”

有一次，从郭沫若住所出来，我们走在九龙弥敦道上。他说：“形势逼人，看来全国解放的日子要比预期的快得多，你自己也要有个准备，将来你不可能再过那种像游侠似的、打抱不平式的革命生活了。”　我说：“我不懂做官，我还是想搞幻灯，在战地服务队和重庆都没有搞成，解放后应该没有问题了吧；如果能通过小小的幻灯给农村做一些文化知识和启蒙普及工作，我就心满意足了。”他到上海不久，在于伶给我的信末，加了几行字，说上海有一家幻灯厂，可以按我的希望工作，他催我速即动身。但那时，夏衍同志交办的一件事仍未办妥，去广州时陈沂、宋之的邀我参加部队的电影工作，宋告诉我，全军当时只有两三部旧放映机，我想在一个空白点工作，比较容易藏拙，我婉言函谢了潘（在我一九六二年同潘相处的谈话中，也庆幸那回没有去上海）。

“有人请吃饭”，他就利用我们当临时演员，包括丁聪、吴祖光、凤子、孙景璐、陈歌辛等，待我们吃完了饭，他的工作也完成了。

四、重逢

日月如梭，转瞬过了七年。时当一九六三年初夏，在东安市场的北门口，突然看到了一个陌生而又熟悉的面影——董慧。我们双手紧握，眼眶内的泪花模糊了现实与梦境，也代替了倾诉不尽的语言。她告诉我，潘“释放”了，现在住在京郊一个农场的“小别墅”，那里可以种花，可以钓鱼，时常能够钓到大鲫鱼。潘被允许到市内探亲访友，但他怕带累人家，所以一直没有进过城。我约他们每个星期都可以来我家。我说：“什么影响、带累，反正就是这样；潘那顶帽子我戴起来不像样，自由主义的帽子比较便宜，送一顶还可以凑合。”

星期天，潘和阿董来了，带来了阿董去上海整理抄家剩余物资，顺便取来的两瓶陈酒和几条自己钓的鲫鱼。我把它放到水盆中去，每条鱼都吐出几片茶叶。我们有很多话要说，但却相对许久无言，终于从鲫鱼与茶叶开始，潘说，在鲫鱼口中塞几片茶叶，可以多活两三个小时……

我们首先谈到一九五五年在上海的分别。他诉述他遭致入狱的前因以及当年的情景，他只强调自己的过失，表现了一个把一生献给了党的革命者的高贵品质。

他严责自己对人轻信，以致几乎陷入敌人的圈套，虽然他没有使党的事业遭受损失。在引来一些流言蜚语之后，他向陈毅说要到延安见毛主席。后来，潘到了延安，在杨家岭见到毛主席时，毛主席正在看文件，他非常高兴，和潘握过手，顺手从旁边书架上拿了一瓶酒，倒了一杯给潘，自己也举起一杯祝贺潘工作的胜利。潘说，小资产阶级的爱面子和个人英雄主义使他把要说的话咽了回去。等到他离开延安时，他又深深后悔了。

五、预感

有些小事，可能说明潘的某种预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