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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行，我们答：“行！”明天在某一火车经过的地点要有一株大树，略为倾斜，那是为画面的优美，亦答：“行！”他们要求在香港买一些表、笔、照相机等，也基本上答应，但要研究怎样办。

第一项，人多好办事。

第二项，我带了四名解放军和几个工人，一辆军车，斧头、钳子等，搬了一棵树在地下一栽，解决了。

第三项，请示了，由叶剑英批一万元，徐肖冰和我等三人前往采购，一切顺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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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堂”小记

在我们参观徐水返回遵化，路经北京时，听到内部在传毛主席曾经笑眯着眼说：“我们将要比苏联先走进共产主义了。”

那些时，他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到处都在大跃进，一片丰收景象；忧的是收下来的粮食，仓库来不及建成，如果来一场大雨，怎么办！（果然，后来不知怎的竟把粮食冲得荡然无存。）

这是“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时代！　这是一个“敢想敢说敢干”的时代！这是一个“天翻地覆”的时代！

甘肃的领导人喊出豪迈的口号：“为了大跃进，宁可少活二十年。”　有人说：“这是好大喜功。”伟大领袖马上挺身保护：“这是好社会主义之大，喜社会主义之功！”

一锤定音。“跃进片”（劣片别称）几天生产一部；“超英赶美”刮破脸的“保安”剃刀号称全世界首创；一本俄文《科学》的书踩在脚下。

据估计，全国人民共产主义思想空前高涨。

真正共产化的无人管理小卖部在各大机关诞生。

文化部的小卖部，彩旗飞扬，购者踊跃，夜里盘点，货架如洗，银箱空空。

我们回到村子，向农民叙述我们所见的奇景——那是勇敢密植的结果，但老农用冷笑回敬我们。他问：“你们有没有看到没有稻的田？　那些稻哪里去了，几亩地的稻拔出来插在一起，我们也可以办得到的，只是将来拿什么来吃？　”

我突然想起×省有一年为了迎接某领导访问该省，一夜间将其经过的大路两旁栽上参天的大树的故事。

但是，乡党委书记是不能听这类故事的，他要听县的指挥，县要听更上的，他不能不“跃进”。“以粮为纲”，除了粮以外，都不是“纲　”；有一夜，半夜三点，我们被敲钟催醒下地割豆，因为那里第二天就要翻地。村口有一大片已熟的绿豆，来不及收割，十几个人排成一行，用一会儿工夫就把地翻了，我用力抢拔了绿豆，一直到他们翻完了，抱回家剥开来，只得两碗。

乡政府门前的大院，三天两头召开大会，不是宣布某人成为党员，就是开除某人出党，这是考验每一个党员的时刻。

在乡书记的推动下，文化部下放的准右派们，也搞了一块“模范田”，在四分土地上，种下了二百斤麦种，上了三万斤粪肥。这地区过去一亩地的收成也只三四百斤麦子。

县里为了促进本县的发展，希望我们这些人能够提供各方面的支援。于是，会画画的、会演戏的、会搞机器的，都被分派出去了，我答应采购一台五千瓦的发电机，因为我知道我曾经替一家电影厂购买的一台发电机，现在搁置没用。这事他们特别感兴趣，我便因公返回北京。

回到家里，妻看着我，惊慌万状，她抱起女儿：“小妹，你看这是你爸吗？”说着，号啕大哭，女儿也哭了。

我几乎难得照镜子，到浴室一照，我也愕然，怎么就变成这皮包骨的长脸。

我很顺利地谈妥了发电机的交易，价钱也很便宜，便打电报回去叫派人带钱和派车运载。这一来，我在北京住了将近十天，增加了大量营养。发电机运回后，因为这个县是没有电灯的，他们决定在县委、县政府主要单位及几处重要地方装路灯，真是一举手之劳，就把县里一些重点“电灯化”了，这使管这件事的书记把我当宝贝看待。他是管食品、餐馆商业的，除了大大招待我几天外，还关照了餐馆负责人。此后，我每一进城，餐馆的人一见我，就告诉我有活鱼，或者野鸡等等。我变了一特殊身份之后，即使要买肉，也毫不困难。但因为我们是下乡来锻炼的，也要照顾到影响，所以只好在饿极的时候再到城里打牙祭。

有一天，我进城走到餐馆门口，遇到这位书记，他一把拉我到账房内坐下，慨叹道：

“老唐，我们的思想真落后于实际，我们要办共产主义公社了。”边说边用手轻打着脑袋。

“就进这几十盏电灯的共产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