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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东床佳婿”。招是招了，却未被招为东床佳婿，不过，一时我却把痛楚忘了，我微微一笑，押送的人愣了。

我被带进了“漱庐”。我和军统的第二级头子王新衡称兄道弟，但我却从未踏进他的衙门半步。如今专案组把我推进去了，以后，我便必须把里面的景物向他们描述。但是糟糕，很不巧，进去了，却找不到熟人，我又退出来了。

“别演戏了，你又不是好的演员。”光头把桌子一拍，“你何必找人，你就到自己的办公室好了，给你两天的时间，把你在你的办公室内，也就是你在那岗位上的所作所为，一件不漏地写下来。坦白从宽对你还是适用的，当然抗拒从严对你更非常适用。”

现在苦难迫在眉睫，我恼恨当年在电影圈中混了偌长时期，没有学会当一名奇案的编剧，既能使老板口袋里麦克、麦克，又能使观众鼓掌欢呼，此刻还能满足专案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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祸从口出

我的脑袋装满了自由主义，玩世不恭、落拓不羁、资产阶级等等离奇货色，幸好没有装上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地方主义、霸道主义，否则就是满汉全席了。

看病归来，专案组特别恩准休息，可以卧床。

睡在床上无以自遣，说了几句怪话，发了一通牢骚，引得大家哈哈大笑。

次日，照常押解“上班”。一进门，只见金牙手执木板，满脸横肉，怒气冲冲，双目圆睁，大声叫嚷：“跪下！”

这是我经常做祈祷的地方，在红色宝像前，没事也要乞求保佑，何况现在戴罪在身。接着，啪啪啪，接连三板。

我瞪着眼，心里想着：“大事不好了，有人告密。”

告密者随时都在身旁。我即使赖成发高烧梦中说呓语，但那时代，你说呓语也不行，更说明你在梦中也不忘反攻倒算。

金牙用力打了十一大板，正要打第十二板时，光头叫：“今天饶了你，小小动武，让你清醒清醒。”这恩惠并不说明他有慈悲之心，他大概怕把这医院要留医的钦犯打死了，如何向“文革”小组交待。金牙的表态似乎也无可非议：一、表示决心；二、不徇私，因为我们是电影局的同事；三、报点私怨，他原是八一厂的小干部，八一厂为清队伍，把他塞到电影局，他和我攀关系，我唔唔呀呀。我心里想：这官僚主义和口没遮拦必将害死我。

“二流堂”的解放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清晨，全国都下了半旗，所有的电台、所有的扩音喇叭都播送出哀乐。

毛泽东主席与世长辞了！

“学习班”里的气氛更沉重了，人们的心情除了对毛泽东之死的哀悼，更有对自己前程的担忧，一种惶恐的情绪弥漫开来。

有一天，廖沫沙夫人陈海云给我看一张刊载江青谈“二流堂”问题的小报，我用力将它往地下一扔，可以说明当时心情的烦躁。

这个时候，江青也重操旧业，粉墨登场加紧演出篡党夺权的闹剧。但终因不得人心，最后不了了之。

突然间，天翻地覆。“二流堂”也解放了。

学习班变成对“四人帮”的揭批斗。

“二流堂”晚会

“四人帮”垮台之后，人们都沉浸在为第二次解放而喜悦、欢腾中。在庆祝大游行的三四天后，我在王府井北梅竹家里举行了一次被称为重庆“二流堂”舞会之后的第二次盛大“晚会”，原来只通知十多人，可是有串连来的；有路上遇见同来的；也有闻风而来的；潘际炯夫妇到来时，已是第三十六七位了。

原来是一张圆台加一张小方台，随着来人的增加，大写字台、小写字台、樟木箱、沙发前面的小长桌，高高低低，就像丘陵地带，全部弯弯曲曲形成一个“弓”字，一边从客厅延伸到卧室，一边顶到浴室门口。

谢添和赵丹来得较迟，一坐下，抓起就吃，忽然感到不是味道，才知道已是残渣。

其实这种聚会也只是热闹，只因我住在王府井，近水楼台，多买到一些罐头、食品、酒，以及碗、碟之类，加上京郊农场一位朋友送来一袋花生。赵一进门就检查我的酒柜，挤挤眼，表示满意，于是一次热热闹闹的晚会便圆满告成了。

如今，在这冷落的海角，回忆当年，此日正是阿丹远去第十一周年。

怅何如之。

前几年，有人在一次大会上力竭声嘶痛斥赵丹忘本。

上苍给予他以天分，他自己历半世纪艰苦的努力，使他的艺术生命发出闪烁的光辉。

谁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