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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哈雷时有人给我送来的。”

“谁送的？”

“我叔叔。”

“《汉诺威新闻报》上没登诺德海姆的招工广告。”

“不，它们登了。”

已有丰富审讯经验的宾厄姆，凭直觉知道这个德国小伙子给他的答复中有明显反常的地方。他不能确切地说出漏洞在哪里——他依赖于他已开始相信的一种直觉。也许是这位小伙子回答得太圆滑了，好像他早就预料到会有这样的盘问；或许是他回答得太沉着冷静了。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宾厄姆都是要拘留他的，这一点毫无疑问。那夜需要进一步审问的嫌疑犯一共有七人。四名从事黑市交易的人被移交给德国警察。第二天凌晨，嫌疑犯在武装警卫人员的押送下乘卡车离去了。红头发的德国青年坐在车尾，当卡车在拐角处放慢速度时，他突然纵身跳出车外，在公路上翻了一个筋斗后便消失了。警卫人员朝他开了三枪，但他逃脱了。宾厄姆明白他的预感是准确的，但他并不怎么担忧——这小伙子很可能只是一个三流的苏联特务。

代号为“B”的奥地利人

与宾厄姆共事的一些陷入困境的情报官员中，有一个代号为“B”的奥地利人，他是这场大混战的受害者。1942年6月，当托布鲁克市快要沦陷时，他面临抉择：要么他自己逃跑，要么把这个机会让给一个已经上了德国人“黑名单”的捷克情报官。结果他选择了后者，尽管他的未婚妻在奥地利正等着他，以后又有几次表现出他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由于意大利人断绝水源，与他关押在一起的俘虏，快要渴死了，是他挡住了一支开赴前线的德国部队，让德军从自己的水壶里倒出了水让大家喝，而当时他不仅已筋疲力尽而且身患重病。还有“B”在战俘营里，充当英国人与德国人之间的联络官——因为他能讲一口流利的德语，并帮助组织越狱。当战败国宣布投降时，“B”和一名军士又被派往不伦瑞克的监狱，去解放那儿的政治犯。宾厄姆在日记中这样描写“B”：

“他慢慢地咧开嘴笑了起来，笑使得他那双棕色眼睛在镜片后面闪闪发光。他笑得那么舒心，配上永远翘在脑后的几撮头发，他看上去就像一只刚孵出的画眉鸟”。但是当他回到维也纳，发现他的未婚妻在他被俘期间已另嫁他人时，他的笑容一定消失了。

英国人的弱点

1948年宾厄姆回到英国。马克斯韦尔·奈特请他回到原来的部门，于是他在反颠覆部又工作了二十年。他从未失去仁慈心，按照一个社会工作者的道德标准，善待他手下的特工人员；他仍然相信传统的手段，尽管军情五处越来越依赖于窃听器和电子设备，但宾厄姆不为所动。他曾经对他的妻子玛德琳说过这样一段话：“没有什么东西能胜过一名特工。窃听器无法告诉你谁同谁在睡觉，谁妒忌自己的上司，谁对自己的工作产生了厌倦，以及谁在喝酒。”

（图片窃听器）

1952年宾厄姆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小说《我的名字叫迈克尔·西布利》。接着他写了一些更为冷酷、可信、写实手法的间谍惊险小说，譬如《第6号谋杀计划》（1958），《奈特手下不光彩的特工》（1960），《双重间谍》（1966）和《犹大》（1976）。在《双重间谍》一书的序言里他谈到：

当前在对我们情报机构的认识上存在着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情报机构雇佣的是一帮杀气腾腾、能量极大，两面三刀的玩世不恭者；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公民们养活的是一群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软弱无能的流浪汉。可以认为这两种极端的思潮源于推断模糊、愚昧无知，可能还要加上政治或气质上的一厢情愿。

宾厄姆自己对军情五处的看法和小说中反映的一样，认为它是一个本质上根植于绝对忠诚的高效率服务机构。他认为情报收集是一项单调乏味极需耐心的工作，而俄国人首先意识到这一点。如果要把一名特务安插在一个恰当的位置上得花二十年的话，俄国人是不会介意的。宾厄姆觉得他们对祖国的热爱就是他们的强大所在；而与之相对应的是，缺乏爱国主义精神是英国的一大弱点。作为作家，他自己的原则是对存在着各种弱点的人性表示理解。他始终认为世界上最容易做的事就是背叛。一个信任自己丈夫的妻子有时极易遭到背叛，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一个情报官员。宾厄姆常常对他妻子说，俄国的叛逃者比西方多，但他们从不公开这些事件！宾厄姆永远也无法接受的是，约翰·勒卡雷小说中出现的双重标准和不断显现的背叛倾向。从《冷战谍魂》约翰·勒卡雷的成名作。问世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