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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比较喜欢的能够很好的体现出先进性的理论，但是他和他领导的复兴党驾驭不了这套理论体系。

当然了，他也不会真的就把那一套让江山变色，让人民遭殃，制造了一大帮打着精英主义招牌的利益既得集团和官僚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的特色理论体系全面的照搬照抄出来。

他站在左面偏右的立场上，对这一套理论相当的警惕。所以他才会把复兴党的肃委会、纪委会，设置到和国家审计和统计委员会、国家财政和计划委员会同等的，国家最高级别的政策制定机构的高度上去。

特别是即使为了让自由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能够为整体上采取国家资本主义制度的复兴党中国的经济活跃贡献力量，但是复兴党对于那些在复兴党的反封建革命中表现的比较顺从，身上没有血债，没有民愤，能够被动和主动的将土地上缴，主动和被动的将自己转化为民族资本家的爱国资本家们，态度仍旧是非常的惊醒的。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主要从事轻工业生产和第三产业的民族资本家虽然没有反封建革命的对象封建地主阶级的遭遇那么可怖和凄惨，但是因为他们的脱胎于这个阶层，复兴党还是在政治上给予了他们一种完全可以说成是歧视性的待遇。

即使这些民族资本家主动或被动的接受了复兴党的《人民（工人）权益保护法》的束缚，不能对他们的工人进行严重的剥削了，可是从经济上，他们要和实力强大的国营企业竞争（复兴党在这一点上倒是比较公平的。他们为私营企业和国营企业的竞争提供了最公平的环境和政策。当然，即使如此民族资本家也别想获得复兴党的政策倾斜。）。

在政治上，民族资本家和民族资本家的直系家族和依附家族，如果不接受复兴党的最小化家庭的政策，以两口（孩子都是国家抚养的）之家的规模异地分居的话，他们以及他们的子女，就不能享受国家的教育资源、医疗资源和福利政策。他们和他们的子女，就不能够在复兴党中国获得任何的政治权利。

因为复兴党中国实行的人民民主制度，在宪法上被作为专‘政对象的他们被这样对待，也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当然了，这种在政治上的不公平对待最直接的体现就是，这些民族资本家以及他们的子孙，一是没有人民代表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二是不能参加公务员考试成为公务员，也不能进入大学学习，成为军人、科学和技术研究人员等等的权力。

对于老百姓来说，民族资本家作为有钱人是值得羡慕的。国家也允许普通国民自主创业，自己经营企业和工厂、商店、第三产业等等。可是这些人在经济上确实可以获得巨大的利益的同时，他们在政治上的利益却被全面的剥夺了。

用老百姓最朴实的观点来说，那就是当资本家确实可以挣很多的钱，但是因为资本家不享有任何的政治权利，所以老百姓在面对有钱人的时候，还是能够非常的心平气和的。

除了在政治上的限制以外，复兴党对所有参与对外贸易的民族资本家也进行了限制。这个限制倒不是禁止民族资本家参与海外贸易。毕竟早在1632年左右，长江商团（包括秦氏商团、枝江商团、松滋商团、武昌商团和金陵商团）就开始全面参与海外贸易了。但是凡是参加海外贸易的民族资本家企业，则必须接受复兴党的财物监督和工会监督。

具体的说就是，所有参与海外贸易的企业，必须接受复兴党“四马分肥”的政策。

所谓“四马分肥”，就是指参与海外贸易的企业，必须接受复兴党商业银行的一部分贷款，将企业的部分股份转让给公方（一般为银行方面和工人代表组成）。公方不会参与企业的经营和管理，但是公方要对企业的财务进行监督，同时还要在企业内部组织工会，维护工人的“人民权益”。

与此同时，企业获得的利润采取“四马分肥”的分配原则。即分为国家所得税（10％）、企业公积金（20％）、工人福利费（20％）、资方红利四个部分。资方红利大体占大约50％，企业利润大部分归国家和工人，基本上是为国计民生服务的。

不要觉得复兴党这样比较强硬的介入民族资本家的企业有多么的不公平。实际上，国营企业在国家所得税的上缴上高达30％左右，同时国企还要接受党委和工人代表委员会的两重监督。在企业公积金和工人福利的分配上，国营企业的利润分配比例也要比私营企业高的多。其中在企业的技术革新和升级方面支出达到总利润的30％，工人福利更是高达40％。

所以说，如果把国家作为国营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