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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抵达长沙城南十里石马铺，石马铺有清朝陕西西安镇总兵福诚率兵屯守。八月初八，萧朝贵下令进攻，大破清军连营七八里，杀死清朝总兵福诚以下将领数十员，清兵二千余，获得军粮、大小炮、火药、骡马不计其数。清军残兵退回长沙。

八月初九，萧朝贵指挥将士向长沙各城门进攻。清军在城上开大炮轰击，炮弹打中萧朝贵胸膛，洞穿乳部，于是萧朝贵伤重不治。三个月内，太平军连丧南王、西王，将士们悲愤之余，也大起同仇敌忾之心。洪秀全听说妹夫萧朝贵战死长沙，放下郴州不管，直奔长沙，亲自督战，誓夺长沙为妹夫报仇。然而一直到九月，太平军用尽各种方法，包括挖隧道攻城，都没有成功。随着战争形势的继续发展，洪秀全、杨秀清等认为大军不能再继续滞留长沙；而长沙不克，西王之仇不报，对军心士气是一大影响。

于是洪秀全又心生一计，他派人将一块事先做好的玉玺偷偷拿到长沙城南门外正在挖掘的攻城地道里，然后就诈称是天命所授，预示着他是真命天子。这同一招数变换形式，反复使用，还真是有效果，人总是有从众心理的，再加上迷信的作用，很容易让人相信这样的所谓奇迹。于是太平军将士高呼万岁，于十月二十七日夜撤围而去，清军阻拦不住，向荣率兵追击又被年仅二十一岁的翼王石达开设伏兵打败，损兵折将。

于是太平军渡过湘水，北上进兵。太平军初期采取的战略是和历史上绝大多数农民起义军一样的流动作战，这是一种非常不利的军事策略，是没有根据地的农民起义军的无奈选择。后来的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也是因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致使根据地丧失，而被迫转入这种不利的军事态势。作为具有国家力量的统治者们来说，由于他们在整体实力上占据绝对上风，所以要对付农民起义军的这种战略，理论上来说其实不难。

红军长征时候就有人给蒋介石提过一个建议叫做“外锁内攻”，具体说来就是调动大军在前沿阵地对红军加紧攻击，不给红军喘息之机；同时在红军所到之处实行坚壁清野，断绝红军补给。其实如果此人的建议能够得到坚决贯彻实施，红军危矣。

然而这种策略需要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前面已经说过的实力绝对占上风；二是必须整体协同作战，指挥权高度集中，不能各自为政。蒋介石正是因为桂、黔、川各地军阀对他阳奉阴违，不能协同一心；再加上毛主席当时又灵感喷涌，四渡赤水等等妙招迭出，这才使得红军在敌人的重重围困中仍然虎口脱险，转战陕北。

太平军从起义到攻克南京建立根据地之前，也是类似情况。长沙之战就是典型：而之前太平军一直转战各地，为了给南王、西王报仇，在湖南停留了太多时间，如果被清军集中兵力包围，形势必然大为不利。所以洪杨等人做出撤围长沙，继续转战的策略是非常英明的。而从清军方面来说，却是犯了很大的错误，没能抓住太平军滞留长沙的机会集中优势兵力围而歼之。究其原因，还是因为军队腐败、官场倾轧等等造成的不能戮力同心，协同作战。当时在长沙城中的湖南巡抚骆秉章追述这一役的时候说：“河西原有官兵万馀，向军门亦在焉，不能堵贼北窜，不知何故。……是役也，在长沙办贼，城内及城外，东河西河，兵勇共六、七万人。住城一中堂，三巡抚，三提督，总兵十一、二员，在城外者两总督，不能灭贼，以致北窜，亦一恨事。”清朝总督、巡抚、提督、总兵等等文武大臣的勾心斗角，绿营军队的腐朽无能，在骆秉章这段短短的回忆中，已经暴露无遗。

而在长沙清廷也丧失了最后一次扼杀太平军的机会，太平军从此一帆风顺，出洞庭，入长江，下江南，清军再没有阻挡的能力；等到了太平军定都南京之后，双方展开的就是旗鼓相当的对抗，而不是清廷围剿太平军了。太平军既渡湘水，十一月十日，克岳州。在岳州居然发现了当年吴三桂作乱时候留下的大批刀枪军械，虽然已经事隔百余年，但是这批军械仍然给太平军带来了巨大帮助。吴三桂当年作乱虽然不成，可是竟然还能资助百余年后的太平军反抗清廷，若其在泉下有知，想必也会暗暗窃喜，感到一种复仇的快感吧？太平军得到这笔意外之财后，声势大振。二十日，克汉阳。十二月九日，克武昌。

转战江南（4）

武昌之战，清军将领向荣一路追击至此，约守城的湖北巡抚常大淳内外夹攻太平军，不料常大淳害怕开启城门会有危险，竟然不答应向荣的请求，结果城墙被太平军地雷炸塌，武昌城破。此时太平军已经发展到五十万人。在武昌度过新年之后，一八五三年正月初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