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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夫。

我在DLJ度过了两年痛苦不堪的日子，公司提供一种与我的想象完全不同的教育。在那儿工作感觉就像宣誓加入了一个大学生联谊会，只是会员在你入会仪式上戏弄你时连装作是朋友的样子都没有兴趣。我不打算细说在这家公司里遭遇的诸多可怕的事情，不过几年前，约翰·罗尔夫（John　Rolfe）和彼得·特鲁珀（Peter　Troob）写了《华尔街追梦实录》（Monkey　Business）一书，倒像是对我在DLJ公司做初级投资银行家的生活进行了详尽清楚的描述。他们的描写与我记忆中的往事完全一致，其中写到与复印中心的人打交道时让你暴跳如雷的真实情景。他们俩的经历有一点与我迥异：我在公司的等级比他们还低一个级别，这使我的生活比他们痛苦得多。

我的问题有一部分在于，刚开始在公司工作时，全然不知那份工作需要我做什么。DLJ公司当初招聘分析师，是想在金融学或经济学与文科这两种类型之间招收雇员，进行综合搭配。我学的是政府管理专业，属于文科类型。我此前没有任何朋友从事过初级投资银行的工作，因此当公司代表在招聘过程中问我：“你愿意辛苦工作吗？”我一点儿也不明白他们这么说的用意。我做出了正确回答，但没意识到自己就此做出了承诺，必须每周工作100个小时以上。在我长大成人的过程中，爸爸每天晚上都赶回家吃晚饭，我相信我所有朋友的爸爸也是如此。我从未听说过，有什么工作需要整天坐在办公室，等待一般在晚餐前后才指派的任务。工作会进行到午夜过后，还常常要熬个通宵。我不明白为什么非得等到比我级别高的人都离开我才可以离开办公室—即便我没有任何事情可做。而且，我也不明白，为何当分析师是一种只是为需要“牺牲”的仪式而设立的仪式，即使根本不会给手头项目带来好处时，也得做一个分析师。但是，无论如何，我还是这样做了，因为这是行业文化。

我经常枕着放在办公桌下面的枕头睡觉，这时候，文字处理部在给我准备文件，或者复印中心的人把这些文件打印后装订成陈述书。早晨，我妻子谢里尔在上班的路上，总会给我送来一件干净的衬衣。在这之前，我从未听过这样一句充满智慧的话：“如果你不在星期六进办公室，要在星期天进来，你想也不要想！”我1991年8月开始工作，到感恩节的时候瘦了十多斤。

两年后，分析师一般会歇一歇，到商学院去读书。我不想继续过投资银行家的生活，便决定不去商学院。有个猎头公司给我打电话，问我是否想去一家对冲基金公司面试，我不假思索脱口就说：“想啊。”接着我又问：“对冲基金是干什么的？”就这样，西格尔考勒瑞公司发现了我。

加里·西格尔和彼得·考勒瑞管理西格尔考勒瑞基金公司，这是一家中等规模的对冲基金，当时大约管理着亿美元的资产。如今，类似的基金有数十亿美元的资产。我离开西格尔考勒瑞公司时，公司管理的资产增至5亿美元左右。要学习对冲基金这个行当，这家公司是个极好的地方。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一路骗到底　第一部分（3）

彼得是一位富有耐心又有奉献精神的导师，从他身上我学会了如何做投资、如何进行投资研究。有一次，我花数周时间研究一家公司，阅读公司呈报给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文件，制作电子表格，跟公司管理层和有关分析师交谈。然后，我走进彼得的办公室，与他讨论投资这家公司的机会。他听我把话讲完，就拿上我的文件夹坐火车走了。第二天，他返回办公室时，已读完文件夹中的所有内容，还详细列了一个问题清单，真希望这些问题我已经问过自己。我刚开始在西格尔考勒瑞公司工作时，对这些问题总是不知道答案，两三年后，我通常大约能回答其中的一半了。

彼得在这家公司呈报给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文件中仔细梳理，寻找对公司业务的描述或对公司经营成果的阐述有什么含糊其辞的地方。他在文件上做出记号，说明哪些是良好的公司行为，哪些是不好的，更甭提会标明激进的或保守的会计处理方法。有三个基本问题需要解决：第一，公司业务的真正经济效益怎样？第二，这些经济效益与公司业绩报告相对照，情况如何？第三，公司决策者与投资者，在利益一致性方面，情况又如何？

1996年年初，我与西格尔考勒瑞公司的同事杰夫·凯斯文一道辞职，创立绿光资本对冲基金公司。谢里尔给公司取的名字，她给我开了绿灯，同意我辞职办公司。要是你放弃一份好工作，完全依靠自己从头做起，并且一时也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