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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挟太后与皇帝的工具。

武卫军五军虽属荣禄节制，但武卫后军的董福祥甘军一部，因为是载漪举荐进京屯扎的，所以也成了载漪的工具。董军完成了杀害日、德二国使节的任务后，载漪又向慈禧太后建议“用兵攻使馆”，这才有四天的御前会议，决定宣战。会上，载漪扬言“请围攻使馆，杀使臣”。　而主攻任务，当然交给了董福祥。这时候，载漪已经羽翼丰满，不但他“管理总理衙门，兼管虎神营，外交、兵权并在掌握”，他的哥哥载濂、弟弟载澜也都“深被宠任，附和拳匪”。　一门三王公，手握生杀权，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统一思想，越发变得简单起来：不听话，杀无赦！

本节开始所述许景澄、袁昶等五人的被杀，即肇祸于四天的御前议政会议。载漪的专横，也达到极点。

如五月二十日议论第一天，翰林院侍读学士刘永亨跪奏：“臣顷见董福祥，欲请上旨，令其驱逐乱民。”这乱民，即指义和团。话仅说了一句，端郡王载漪便抢过话头，伸出大拇指，厉声呼曰：“好！此即失人心第一法。”而当仓场侍郎长萃夸赞义和团为“义民”时，载漪与其弟载澜均言长萃所言极当，“人心不可失”。此时，光绪帝按捺不住，便问：“人心何足恃？徒滋乱耳。士夫善谈兵，朝鲜一役，朝议争主战，卒至大挫。今诸国之强，十倍日本，若遍启衅，必无倖全。”载漪不识趣，复言董福祥善战，剿回时大著劳绩，夷虏不足惧也。光绪帝又说：“福祥骄而难驭，各国器利而兵精，非回部可比。”？輪？輲？訛　从这针锋相对的对话，一见光绪帝之清醒，二见载漪之嚣张，人臣之礼，无复存在。所以当他听到袁昶说“拳实乱民，万不可恃。就令有邪术，自古及今，断无仗此成事者”，“拳民断不可恃，外衅必不可开，杀使臣，大背公法”时，　在他心里，早已腾起杀机。而到会议第三天，载漪亲自提出了“攻使馆、杀使臣”的方案，遭到内阁学士联元的反对。联元力言此计不可，“倘使臣不保，他日洋人入城，鸡犬皆尽矣”。听了联元的反驳，载漪恼羞成怒，竟然诬蔑联元因刚从使馆回来，里通外国，其罪当诛。慈禧受了他的蛊惑，亦大怒，立命斩联元。群臣伏地求情，慈禧才收回成令。

一个多月以后，袁昶、联元等五大臣还是被载漪集团送上刑场，御前会议，已见杀机。

朝中的大臣，违者皆杀。黑名单列好了，有大学士王文韶、尚书廖寿恒、侍郎那桐等人。因为联军入京太快，当权者未及下杀手，得免。

而外省大吏，相对较为安全，因而也敢于上书进言，反对恃拳民、攻使馆。两广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四川总督奎俊、闽浙总督许应骙、福州将军善联、巡视长江李秉衡、江苏巡抚鹿传霖、安徽巡抚王之春、湖北巡抚丁荫霖、湖南巡抚俞廉三、广东巡抚德寿等地方大吏联名合奏，言：“乱民不可用，邪术不可信，兵端不可开。其言至痛切。山东巡抚袁世凯亦极言朝廷纵乱民，至举国以听之，譬若奉骄子，祸不忍言矣”。

鞭长莫及，慈禧与载漪们不高兴，也只有听之任之。

宣战诏书发出的那一刻，清政府便犯下了一个低级的、无可挽回的、自毁神器的错误。

袁昶的话，简单而明了：“团民非义民，不可恃以御敌，无故不可轻与各国开衅。”一个内政，一个外交，双双都错，谁能救他？

清政府的决策层群体，都疯了。

一个疯狂的政权，自我感觉非常良好。

仍以被人称为“袒拳中坚”及“祸首”的载漪为例，在其大权掌握的两个多月时间内，“每出，扈从数百骑，拟于乘舆。出入大清门，呵斥公卿，无敢较者，盖得意甚矣”。　。。

二、“五大臣”喋血菜市口（7）

中国近代史的庚子之变一章，没有认真剖析载漪的决策作用，当为一大失误。所谓“伪造历史”，不一定指生生造假。颠倒了轻重，隐瞒了关节，模糊了是非，回避了责任等，都是“伪造历史”的常用手段。读史上当，不可不防。一个人，因为私利，因为愚昧，又因为权倾一时，误了一个国家，载漪为一显例。大清朝的庚子灾难，人多归于慈禧，于今思之，载漪之罪尤大。

还有一个疯狂的大吏，德行不可遗漏，此人即毓贤。从山东巡抚调任山西巡抚时，他在北京做过短暂逗留。时间虽短，他却办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宣传义和团的“义”及“扶清灭洋”。“毓贤入都，见端王载漪、庄王载勋、大学士刚毅，盛夸义和团忠勇可恃。载漪等信之，据以入告，遂拜巡抚山西之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