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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信教，“拳民”亦可在北京练拳也。

义和团进京，有了中央政策的许可。

我倾向于将五月十二日（6月8日）火烧北京赛马场，看作大批义和团进京的信号。

据《庚辛纪事》载：“五月十三日，董福祥奉召，入都，宣称已命义和团充先锋，剿灭洋人，我军为之后应。”董入京，正好在火烧赛马场第二天。同书又载：“自刚（毅）回京未数日，即有拳匪数万人到京。某城门守者坚不肯纳。方争持间，忽有人持辅国公载澜令箭至，令开门。守者不敢违，由是风声所播，相继而来者，日以千计。”？輩？輰？訛　董福祥的“宣称”与载澜的“令箭”，都不是个人行为，而是“政府行为”。“开门揖盗”是一句老话，这一回，九重天阙“开门”而揖“义民”，结局如何，谁也猜它不出。但载漪、刚毅等人还是十分乐观的。

“义和团既遍京师，朝贵崇奉者十之###”。这些义和团发烧友，因为义和团的进京而焕发了“灭洋”活力。或上表，或进言，火上浇油，耸人听闻，掀起了一股极端愚昧又极端虚妄的排外浊流。

太子太保、体仁阁大学士徐桐，在光绪二十五年的“立嗣”活动中捡了个便宜，当上了后补皇帝“大阿哥”溥儁的师傅，“照料弘德殿”。老年风光，让他对慈禧太后忠心不二。太后既然相信了拳民，徐桐岂有不相信之理！闻拳民入京，“桐大喜，谓中国自此强矣”。见了义和团的大师兄，徐桐待如上宾，并提笔书写一联，拱手相赠。联曰：“创千古未有奇闻，非左非邪，攻异端而正人心，忠孝节廉，只此精诚未泯；为斯世少留佳话，一惊一喜，仗神威以寒夷胆，农工商贾，于今怨愤能消。”　这联语，是那个时代对义和团最高的评价。可惜，这么“忠孝节廉”的义和团，最终还是闯入他家洗劫一空。

知府曾廉、编修王龙文献策，乞载漪代奏，“其大旨言，攻东交民巷，尽杀使臣，上策也；废旧约，令夷人就我范围，中策也；若始战终和，与衔璧舆梓何异？载漪得书，大喜曰：‘此公论也。’”

“御史陈嘉言云：得关壮缪帛书，言夷当自灭。”

“御史徐道焜奏言：洪钧老祖已命五龙守大沽，夷船当尽没。”

“编修萧菪爵言：夷狄无君父二千余年，天将假手义民尽灭之，时不可失。”

“曾廉、王龙文、彭清藜、御史刘家模先后上书，言义民所至，秋毫无犯，宜诏令按户搜杀，以绝乱源。”

“郎中左绍请戮郭嵩焘、丁日昌之尸以谢天下。”

“主事万秉鉴谓曾国藩办天津教案所杀十六人，请议恤。”

“尚书启秀奏言：使臣不除，必为后患。五台僧普济有神兵十万，请召普济会歼逆夷。”

“曾廉、王龙文请用决水灌城之法，引玉泉山水灌使馆，必尽淹毙之。”

“御史彭述谓义和团咒炮不燃，其术至神，无畏夷兵。”

“侍郎长麟前以附于光绪帝为西后罢斥，久废于家。至是请率义民当前敌，西后弃前憾而用之。”

历史公正而缜密，记下了庙堂精英的谋国高论。我们无须嘲笑他们。时代使然，民族偏见使然。

“当时上书言神怪者以百数，王公邸第，百司衙署，拳匪皆设坛，谓之保护。士夫思避祸，或思媚载漪者，亦恒设坛于家，晨夕礼拜焉”。这形势，恐怕义和团首领们也未料到。一觉醒来，北京城，人人变成了义和团。这正如二十世纪中期提倡造反的年代，人人都是“造反派”一样。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二、“五大臣”喋血菜市口（5）

群众发动起来了，让我们干正事吧！

这西太后与端郡王们的“正事”就是“灭洋”。

义和团在外省的焚教堂、杀教士，只能算“剪除枝叶”；到京城里，朝廷与义和团联手，那才是“掘断老根”的大工程。“灭洋”的“灭”字，很彻底。为达此目标，斗争一步步向纵深发展。对照当时的事态发展，我们可以较为清晰地将顽固派的“灭洋”部署划为两个阶段：一是激化矛盾，二是挑起战争。

扫描第一阶段：

——五月十五日（6月11日），董福祥部武卫军（甘军）在永定门外马家埠杀日本大使馆书记杉山彬。

——五月十七日（6月13日）至二十日（6月16日），义和团于右安门内、宣武门内、正阳门外连日焚教堂、杀教民，致使各教堂传教士、教民纷纷逃入东交民巷使馆区。此后焚劫势头不减，北京城山雨欲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