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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看“善”了，这才造成既暗于知己，又暗于知敌，麻木不仁，应对无方，以至满盘皆输。

在对立的国际环境中，暗于知敌者误国。

甲午战争前，中国的朝廷中，分“主战”、“主和”两派。因为他们都不了解日本，故主战、主和，都难免误国。

让我们罗列一些盲目于敌情的言论：

给事中褚成博说：“日本蕞尔岛国，外强中干，久为寰海所共知……区区一日本……惟有决意主战，大加驱剿，兵威既振，以后办理交涉事务，自能就我范围。”？輧？輱？訛

御史张仲炘说：“臣思日本之举，固有图朝鲜之意，而亦未尝无畏中国之心。我果奋发有为，彼必知难而退。”

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说：“今以区区倭人，而令得志如此，数年之后，天下事尚可问乎？”

太仆寺少卿岑春煊说：“区区日本，何足惧哉！”

请注意，上引诸大臣语，都是对皇帝说的。对皇帝上折，本应实话实说，不事虚饰，但历史证明，这些话都不准确，不真实，不但表现了一厢情愿的麻木，而且还有出瞎主意，欺哄君主的意味。从这一批人的话语，我们可以判定，在甲午战争之前，中国的决策层对敌方的认识毫无正确性可言。

与不知“敌强”相对立的，是知道日本很强大，却不知道这个强大的敌人也有“软肋”。因而，在中日对峙中放弃了以我之长，攻敌之短，以我逸势，攻敌劳师的战术冷静与战术努力。这一派代表人物，或许就是李鸿章了。

对于日本的强大，以及它可能给中国造成的威胁，李鸿章几乎是第一个引起警戒的。还在光绪十一年（1885）春天因朝鲜纠纷与日方代表伊藤博文举行天津会谈后，李鸿章便凭十三天中的五次接触，断言伊藤有治国之才，断言日本将要走向富强。也许出之忧国的责任，送走伊藤一行，李鸿章便迫不及待地密折上奏道：

日使伊藤议定专条初四日会同画押……该使久历欧美各洲，极力摹仿，实有治国之才。专注意于通商、睦邻、富民、强兵诸政，不欲轻言战事并吞小邦。大约十年内外日本富强必有可观。此中土之远患而非目前之近忧。尚祈当轴诸公及早留意是幸。？輧？輵？訛

验之后事，李鸿章所言极有预见性。只过了九年，日本便“富强”到为害“中土”了。九年间，中国当轴者并未“留意”东边的这户邻居，也许李鸿章在昏昏者中算个例外。在李氏推动下，北洋海军在光绪十四年（1887）达到它的战斗力顶点。直至甲午战起，八年期间，北洋海军竟然未添一舰一炮，同一时期，日本海军则连续实现了第六次、第七次、第八次扩张案，到甲午战争爆发时，日本海军在舰船吨位、火力配备和战斗训练上都大大超过了中国海军。

李鸿章看到了这一形势逆转。就在大战前夕，他上奏朝廷，坦言：“日本蕞尔小邦，犹能节省经费，岁添巨舰。中国自十四年北洋海军开办后，迄今未添一船……窍虑后继为难。”？輧？輶？訛　看到了差距，但他为北洋海军框定的战略、战术任务则是保守的、没出息的。不论“保船制敌”，还是“游弋渤海内外，作猛虎在山之势”，？輧？輷？訛　基本上是消极防守，不思攻取。

前事后说，即便日本海军在总体上强于中国海军，但中国海军仍有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可能；仍有攻其不备，抄其后路的可能。可惜一百多年前的中国海军将领们未作此主动尝试。

上面这段分析，是就甲午战争前中国朝野的糊涂认识而发的，仍然不是“败因”探究。虽然败后说败十分痛苦，但我们认为中国既然处上日本这么一个邻居，这个邻居既然又难改他偷鸡摸狗，钻墙打洞，据人为己的习性，我们又不能在中日之间扩大开挖一片太平洋，或垒起一座喜马拉雅山，所以就应该客观而又冷静地分析在历史的对峙中，中国何以败？日本何以胜？并且尽可能地提醒当国者在未来突发的对峙中不犯历史错误，免蹈历史覆辙。何况，同文同种而又不同国民性的反差，还会激起议论者的一些猎奇呢！

本节文字，我们将选择两个侧面，用尽可能简洁的文字，提醒读者的关心。

其一，在欧风迅猛、西人东侵的背景下，受侵凌的东方国家为谋自强，能否绕过“政治改革”，只靠单一的技术层面的“洋务运动”而达到“现代化”目标呢？

中国与日本，走着不同的路。

中国清朝统治者，自第一次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五十余年，“尊君卑臣，崇上抑下”的政治体制不变；“臣事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