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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不会打仗、不能打仗、不敢打仗乃至临敌而怯，望风惊溃是当时淮军官兵的战场流行病。即便气贯长虹的左宝贵，他的部下（如副将杨建春、都司徐玉生、守备扬建胜等）也有开城逃脱者。由此，则暴露了淮军在和平年代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蜕化。理性评价，这叫“军队腐败”。

数量上、装备上、斗志上项项皆弱于敌，这个仗，怎么打？所以叶志超、卫汝贵之流的“逃跑主义”也自有他们的不得已。

唯心地说，这也许就是军队、将领的运数到了物极必反的尽头。“生于末世运便消”，英雄变成懦夫，光荣变成耻辱，大起大落，大暑大寒，繁花谢净，百枝凋零，个人的悲剧与国家民族的悲剧，一齐拉开序幕……

日本的武士，成为“淮军”常胜历史、不败神话的终结者。而“淮军”威信与荣誉的终结，又在中日关系史上标明了国运沉浮的宿命——在败于“西洋”列强半个世纪之后，中国又开始了败于“东洋”近邻的五十年辛酸。

由“援朝”开始的“外战”，终于将战火引入国内。叶、卫处分后，新任陆军将帅们也大都担当不起御敌卫国守土之责。在自己的领土上，得天时、地利、人和之势，仍然一败再败，一逃再逃，旬日之间，辽东半岛，沦入敌手。自光绪二十年（1894）八月二十三日（9月22日）朝旨任命四川提督宋庆为“北洋军务帮办”集兵九连城始，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二月十三日（3月9日）辽西军资重地田庄台失陷，以“淮军”为中坚的中国陆军在本土作战中，连创败绩，可以说仗仗失利，处处“麦城”——九连城失守、安东失守、长甸失守、宽甸失守、凤凰失守、岫岩失守、金州失守、旅顺失守、析木城失守、海城失守、鞍山失守、牛庄失守、盖平失守、复州失守、营口失守……面对日军进攻，中国军队到了不堪一击的程度。

说一个例子，就足以衡量中国陆军战力。光绪二十年（1894）十一月十七日（12月13日）辽南重镇海城被日军占领，鉴于海城的战略地位，清政府下令驻辽各军联手作战，“夹攻海城，冀获一胜”。　宋庆领命，统毅军，会同聂士成、吕本元、依克唐阿、长顺、吴大澂等所部，围攻海城日军。驻海城日军仅六千人，而攻城者由三万人，增加到四万人，再增加到五万六千人，最后增至六万人，凡五战，皆不克。以十倍之众，五攻而不下一城，对比平壤之战日军以二倍之兵破垒夺城，中日陆军，孰强孰弱，固已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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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黄海悲歌的弦外遗音

上一节，我们讲到一个因玩忽职守而被砍了脑袋的将军卫汝贵。阵前斩将，朝廷似乎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于是卫汝贵便成了永远洗不净的“淮军”之耻。

在北洋海军中，也有一个因为逃跑而被斩首的军官，他叫方伯谦，是北洋水师“济远”号巡洋舰的“管带”（舰长）。

“死亡”对“生命”的意义，一律归结为无可逃遁的“否定”。这么看，怎样死都是无所谓的。

但“死亡”对历史的意义，对政治的意义，对伦理道德的意义却大相径庭。司马迁所谓“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盖源于此也。

杀卫汝贵，不足以儆“淮军”；杀方伯谦，不足以儆“水师”。二人死后，中国“淮军”不振，北洋“水师”覆灭，印证了“杀一儆百”这一招对于通体腐败的趋势毫无效应。

同样被处死，二人身后影响不一。

卫汝贵十分寂寥，几乎无人提及。他的同胞兄弟卫汝成，官至总兵，在辽东保卫战中效法乃兄，以逃为上。降旨逮治，闻讯潜逃，不知所终，可谓难兄难弟。

方伯谦则不乏研究者、翻案者。所以，这儿有必要补说几句方伯谦事件的原委。

方伯谦（1852—1894），字展堂，一说益堂，福建侯官人。福州船政学堂毕业，1877年作为首届毕业生赴英国格林尼茨皇家海军学院留学，三年学成回国，曾任“威远”号练习舰管带。中法战争起，奉命带舰戍守旅顺，亲自督修威远炮台，因造价低廉，颇获好评。1889年，升署北洋海军中军左营副将，委带“济远”号巡洋舰。1892年，实授海军副将（从二品）。甲午战氛初起，方伯谦受命率“济远”号由威海港起锚，为发于大沽口、驶向朝鲜牙山的兵轮护航。上节文字已经披露，方伯谦的“护航”其实是你航你的，我航我的，“航”而不“护”。幸庆的是，“爱仁”号、“飞鲸”号未曾遭遇日舰，平安抵达牙山外海。方伯谦的“济远”号与“广乙”号，各派随带汽船，帮助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