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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保护意识’也在加强！”　。　想看书来

另一道风景线——冒名伪书（3）

另外还有盗用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江青秘传》，盗用新疆人民出版社名义出版的《权力的游戏——毛泽东与*交往秘录》……光是叶永烈自己收集到的《江青传》一书的不同盗版本，就有九种之多（引者注：这是2001年的统计数字）。如今盗版商又玩新花样，搞起冒名本，既严重侵犯了作者的名誉权，也严重侵犯了原作者的著作权。叶永烈提醒读者对盗版书、冒牌书要仔细鉴别，从印刷质量和条形码上，应该能够识别真伪。

当时，我猜测不法书商可能会推出“叶永烈著”的“黑色三部曲”，果真，在发现了冒名伪书《杨钰莹红楼醉高官》之后，我又相继在上海的书摊上买到另两种冒名本，书名为《三个名星与赖昌星在红楼里的日日夜夜》以及《赖昌星的幕僚》，标明“叶永烈著”，“中国文献出版社2001年12月出版”。其中一本书连书名都印错，把“明星”印成“名星”。还有，出版社的名字也印错，中国只有“中央文献出版社”，并无“中国文献出版社”。

我注意到，2003年7月号香港《争鸣》第三十七页及《动向》2003年7月号第七十八页，刊登关于冯治军先生的《毛泽东系列书》的介绍，内中写及：

《*与毛泽东》、《*与毛泽东》、《刘少奇与毛泽东》、《周恩来与毛泽东》，冯治军著，皇福图书出版，被中国多家出版社以“叶永烈著”之名大肆盗版翻印，害得叶氏不得不公开向传媒澄清自己的清白，为出版界之罕见。

作为当事人，读了以上的文字，深为感慨：一是我在中国大陆对传媒所作的澄清，已经被香港媒体所知，被原作者冯治军先生、原出版社皇福图书出版公司所知；二是香港杂志也为此又作了明确的澄清。

记得，在2000年6月，我的文友林勇先生从温州龙港给我打来电话，说是刚刚买到我写的《毛泽东与*》、《毛泽东与刘少奇》两书。我很惊讶，因为我从来没有写过这样的书。他也很惊讶：“封面上明明印着‘叶永烈文集’呀！”我马上请他用特快专递给我寄来，一看，那是以远方出版社名义出版的冒名本，封面上还标着“国内首次出版字样”。

看了《毛泽东与*》一书的内容之后，我马上断定，这是把香港冯治军先生的《*与毛泽东》一书冒用我的名义出版。因为我在香港曾经买到冯治军先生的《*与毛泽东》一书。我当即拿出冯治军先生的《*与毛泽东》一书与这本冒名本《毛泽东与*》相对比，内容完全一样，就连错别字也照错！比如，原书内容提要第一句话：“《*与毛泽东》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富有神密色彩的政治‘禁区’。”冒名本上也照印“神密色彩”这样的错别字。这清楚表明，不法书商确实是用冯治军先生的《*与毛泽东》一书翻版、加上我的名义印行的。

另一道风景线——冒名伪书（4）

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当即通知我的律师富敏荣先生，请他立即发表声明，《毛泽东与*》、《毛泽东与刘少奇》两书系冒名本，并非“叶永烈文集”。另外，富敏荣律师还致函内蒙古远方出版社，询问该社是否出版过《毛泽东与*》、《毛泽东与刘少奇》两书？不久，内蒙古远方出版社回函，告知该社从未出版过《毛泽东与*》、《毛泽东与刘少奇》两书。这表明，不法书商不仅冒用我的名义，而且还冒用远方出版社的名义。

此后不久，我的另一位上海文友吴基民先生打电话给我，说是到医院看望他住院的姐姐，见到姐姐手中拿着“叶永烈新著”《毛泽东与周恩来》。我明白，这又是一本冒名本。只是我希望得到这本“叶永烈新著”时，他再次去医院，他姐姐手中的书被人借走了。

我细细找寻这本“叶永烈新著”，终于在上海文庙附近的小书摊买到。这本冒名本也是以“叶永烈文集”名义印行的，封面设计与《毛泽东与*》、《毛泽东与刘少奇》相似，看得出是同一个书商做的。

我发现，做这种违法生意的中国大陆书商，其实颇有头脑。他们把冯治军先生的这套作品冠以我的名字，而不冠以别的作家的名字，因为我写过《毛泽东与蒋介石》一书，给读者一种错觉，仿佛《毛泽东与*》、《毛泽东与刘少奇》、《毛泽东与周恩来》与《毛泽东与蒋介石》是同一系列的书。至于用“叶永烈文集”的名义，则因为当时人民日报出版社正在分批出版“叶永烈文集”，同样给读者错觉，以为这也是“叶永烈文集”中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