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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工了。

那学生委屈的过来，万分不情愿的跪在他面前，笔直的铁钉立即弯曲，另一只手从背后伸出来，啪的一下一根尺子打在学生的手掌心。九下，就九下，不多也不少。每打一下，都有三个字嘣出来，多年后回想起来真该把“三字经”奉为打击乐的祖宗。

啪！“操你妈！”

啪！“你敢骂？”

啪！“是他妈。”

啪！“你有妈。”

啪！“操你妈！”

啪！“你高兴？”

啪！“不是猪。”

啪！“都是人。”

啪！“都有妈！”

学生配合他的打击无声的往地上砸泪水，他则一个人独奏独唱，尺子打在人肉的声音和他自己的声音在拱门和墙壁之间回响，余音缭绕，直到今天偶尔还在耳边荡漾。

拱门似乎有三个或五个，不是两个或四个。老远看去，那些拱门比本身的两层楼的结构还要抢眼。它们大得我这辈子活到现在还没有机会碰到比例如此神妙的房子。

进入拱门是两米宽几十步长的走廊，走廊两头各有一个小门，走进任何一个小门都有一个小小的空间，这里空荡荡的，经常飘浮着薄薄的小尘埃。一套木制的梯子非常大方地沿墙而上，拐了个直角的弯，通到二楼。

梯子可以让四个人并排行走，一般不必担心走在外面的会被挤掉。往上时，会发觉梯子坡度很缓，就是两脚直打颤的八十岁老太太也能咂巴干瘪的嘴巴白发飘飘的走上来。

一旦到达这里，呼吸突然顺畅无比，这里宽得象可以放一群牛！就在脚下，比人的身体还要宽的木板一块接一块紧密的接合在一起，新奇之外还让人觉得柔软。

让人容易兴奋的是朝着球场的那头，灰色的砖刚好砌到我的额头那么高，亮亮的天空在屋檐与墙头之间被夹成长方形，这个长方形把整个二楼照得满眼欣喜，就是有根头发掉进木板缝里也能看得清清楚楚，更不用说那些丁当作响令人神往的硬币了。

如果有玩伴还可以躲到几根大柱子后面玩躲迷藏，那些柱子有力的顶着屋顶，屋顶是由许多结实的大小木头作成大大小小的三角形架构的，灰黑色的瓦片就整齐的铺在木头和木片之上。

一些透明的玻璃制作的“亮瓦”距离均匀的排列在屋顶，这样二楼就更亮堂了。

很可惜，才一年级的我没机会在上面读书，但可以跑上来玩。

我听人们说，这楼是五十年代苏联人设计建成的，怪不得那些拱门和那些梯子比我后来所见过的都大方多了，瞧人家苏联人长得多高多大啊，特别是穿着挂满勋章的元帅将军服就更加了。

无论玩得多开心都会轻易的被写毛笔字这事一笔勾消。这个学校所有的孩子都要用毛笔最尖的那部分在半个拇指甲大的面积里与纸张摩擦，而毛笔不仅仅是毛笔，它还带令人讨厌的沾哪哪脏的墨水，而且还是黑色的墨水！

记得语文课本第一页就一句话：“毛主席万岁！”，第二页是：“中国共产党万岁！”第三页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一页一句话，一幅图。

于是，那些半个拇指甲大的方框被一次次按照重要顺序填上那些莫名其妙的字。人，党，国。当然，当时的我不什么知道这些字有什么过去的和现在的背景，只知道该排上万岁的东西是一定了不起的。尽管以后才知道从来就没有谁有本事活上万年。

如果仅仅是“语文”课用毛笔字还可以谅解“三字经”，可那叫“算术”的也得用毛笔！

算术作业本虽然是些横条条，没有被隔成小方框，可要在这类似人工灌溉渠道的横条里用毛笔写上数字，那些数字立即象冲破沟渠的朽木或杂草，多少活蹦乱跳的鱼虾被这些朽木和杂草挤得胆颤心惊的游泳啊。

在这种情境下，我只好羡慕那些能在半个指甲大的方框里自如书写的高年级同学了。他们写得整齐又漂亮，简直可以说鱼虾会多么喜欢那些字，简直可以说直接不用去田里插秧了。

插秧是一种可怕的劳动，时常是强烈的阳光下，近一尺深的粘乎乎的泥水里，一个好端端的人硬是把自己折成一个拱门，然后，这道拱门一边费劲的站稳，另一头则忙着分秧、插秧，喳！喳！喳！横成行，竖成列，距离还要合适！

我看那个“井”字是先人从插秧这个实践活动中发明创造出来的。

我看许多条壮汉和身材美好的女人就是被这插秧折腾成佝偻老头和佝偻老太的。

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