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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在没有见到尸体之前,心里都在抱着不切实际的想法:“或许,还没死呢?”而最让王石揪心的是死者家属流露出来的那种绝望之下的愿望,他们希望救援的人不要找到亲人的尸体:“也许,他已经被人救了呢,也许他失忆了,所以不记得怎么回家了。也许一年后他就想起来了呢?然后自己就会回家了。”王石无言以对,他说什么好呢?这是一些面临与亲人永生诀别的人,对他们来说,说什么都是多余的。
只有王石和救援的人心里最清楚,即便是找到失踪者尸体,也不可能把他带回来,因为一个本来就面临危险进山的人,是不可能有更多的体力带回一具尸体的。救援的意义,只在于确认失踪者的确已经遇难,并且确认他死亡的地点,然后就地埋葬。这对于一个登山队员来说,是一件理解范围之内的事,而对于家属,他们只有见亲人最后一面的简单想法。他们除了悲痛,还是难抑的悲痛。
王石在进行劝说工作的时候,好几次难以坚持下去,他发现,在生离死别面前,任何劝说、任何道理都苍白无力。
死亡,始终和登山运动联系在一起。王石从不否认这一点。他也曾经怀疑过,特别是在攀登雪山的过程中,危险的深渊就横亘在自己面前,他心里也开始慌张,也后悔,甚至骂自己:“他妈的,好好的我上来干什么?!”王石从来不讳言自己在死亡的恐惧来袭时自己最真实的想法,那就是害怕。但是,当把危险度过,山在自己脚下,然后,走出山,那不可思议的雪山已经在自己背后,一切的经历就变成了巨大的人生价值:一个人只有在死亡清晰地出现在自己眼前的时候,才会真正去想生命的价值;只有把人置于死地之时,才会真正明白生活里自己真正的需要,自己生命里最有价值的东西。
中国人传统的观念里是不面对死亡的,谈论死是一个大忌。生死两界,几千年来国人只愿意想象阳界的现世安稳,不愿面对往生,不去想生死的相连。其实,每天我们都在面临死亡,交通、疾病、天灾、人祸,只是因为就在周围,被逐渐麻痹的意识隐藏了起来,也就越来越视而不见了。也许极限运动的最大价值就在于把人逼到生死边缘去,迫使那根从来不动的脑神经动起来,想清楚以后的事,以前的事。“总是想着想着就清楚了,登山带给我的感受恰恰不是冒险,而是要更珍惜,更加踏实地走每一步,因为危险处处都存在。无论生命长短,你都要离开,生命的意义在于质量,在于活的时候你怎么活得更好。”
王石说登山让他想了许多做企业的时候永远都想不到的人生大意义,这些透彻的思考让他更明白了自己,更加明白对这人生,自己要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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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这个人》:登山(3)
在王石已经因为登山而正式成为国家级运动健将的今天,几乎没有人再来质疑他对这项运动的投入和真正的热爱。在最初的几年,很流行一种说法,认为王石是玩票,是做秀,只不过这场秀做得苦了一点。所有的说法都因为王石是一个名人,是一个功成名就的企业家,一个名人的成功感和优越感似乎不该来自于这些苦行僧的领域,他们应该有自己的阶层,自己的圈子。
王石向来是不吃这一套的,而且,他一直是个很享受世俗快乐的人,对于平凡人的快乐,他向来是毫不犹豫甩开名人的包袱,自顾自争取而来。他和山友们的相处,就是这样。尽管近年来因为王石的带动,已经有许多的名人加入登山的圈子,似乎在山友的圈子里又有了一个名利场,可是,王石是那里面最广泛交往的一个人,他从开始登山,就是和一群纯粹而淳朴的登山人一起,并和他们成了莫逆之交。我曾经问他,山友们的相处就像朋友吗?他说:“应该说像兄弟吧,在那样的生死环境里,大家都抛开了自己登山以外的身份,像兄弟一样不分彼此了。”
在他的兄弟名单里,王勇峰大概是最特别的一个,这个中国登山队的队长,有着无数登山探险的骄人成绩,正是他带着王石从第一座雪山开始,一步步走向了珠穆朗玛峰。每次提到王勇峰,王石都说:“我师傅。”
正因为是师傅,也是兄弟,王石还和他起过一次争执。当年登珠峰的时候,因为从安全的角度考虑,国家体育总局要调整攻顶计划。调整意味着要取消一些队员的进攻机会,但王石所在的队是一支由中国登山协会出面组织的商业业余登山队,7名登山队员都是自费参加来攀登珠峰。调整谁呢?取消谁的攀登资格呢?这正是整装待发的时候,队员的意见是一致的,都不愿意放弃登顶的机会,如果不一起登,大家就都不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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