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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一部日军于30日突破了国民党军在捞刀河的阵地，占领了长沙以北30多公里的永安市，这是日军此次南侵所到达的最远的地方。

国民党军第25、第60、第195师则继续向永安市、上杉市、石门痕日军猛烈反攻，日军已无力再南进。

坐镇咸宁指挥作战的冈村宁次自此次会战打响以来，接到的几乎全是属下报捷的消息：赣北第106师团和佐枝支队正按计划向湘北挺进；鄂南第33师团正向汨罗江上游推进；湘北第6师团、奈良支队、上村支队已突破国民党军新墙河、汨罗江两道防线，看来拿下长沙已是指日可待了。

谁知，就在这时，战场形势突然发生急剧变化。赣北日军硬是被国民党军队给拖住了后腿，无法前进；鄂南日军虽到达汨罗江上游，却被阻滞在龙门厂、长寿街一带无法西进与湘北日军主力会合；湘北日军在突破国民党军两道防线后，国民党军队已经不再死守阵地，而是采取且战且退的较为灵活的战术，而日军则开始不断遭到伏击。这令冈村宁次大惑不解。

冈村宁次一直都把自己看成是“中国通”，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无所不晓，特别是在军事方面，他自认对国民党军队的情况非常了解，就连各个派系间的关系也都了如指掌。自从武汉会战结束以后，他更是潜心研究了他的主要对手——由薛岳指挥的中国第9战区部队的诸方面特点。所以，对于此次作战，冈村宁次是抱着必胜的信心的。

冈村宁次认为，武汉会战后国民党军队的战斗力已日趋下降，不堪一击了。因此，在制定这次作战计划时，他的作战课是以1个大队（相当于1个营）等同于国民党军队1个师的力量来计算战斗力的，而以前则通常以1个联队（相当于1个团）等同于国民党军队1个师来计算。冈村宁次也认为，如果把自己的空中优势和炮火优势加在一起，1个大队完全有把握击败国民党军队的1个师。

从以往的作战实践看，国民党的杂牌军1个师确实很少能打败日军的1个大队，但是，这次湘北正面战场上参战的国民党军队，大部分都是中央嫡系军队，官兵素质和装备等方面自然要胜过杂牌军。这是冈村宁次没有想到的。经过这次作战，冈村宁次总算对国民党中央嫡系军队有了新的认识。他在战后向上级提出的《关于迅速解决日华事变作战意见》中称：“敌军抗日势力之中枢，既不在于中国四亿民众，也不在于政府要人之意志，更不在于包括若干地方杂牌军在内的全部两百万抗日敌军，而仅在于以蒋介石为中心、以黄埔军校系统青年军官为主体的中央嫡系军队的抗日意志。有此军队存在，迅速和平解决事变，无异缘木求鱼。”

砍了脑袋也要坚守长沙（3）

冈村宁次在此次作战中不但低估了国民党军队的战斗力，而且，他还忽略了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当地民众的力量。在会战开始前，当地民众在政府的组织下，和国民党军队相配合，把新墙河至捞刀河之间的主要交通要道已全部破坏，就连这一地区间的土地都被翻了一层，成为新土，从而使得日军的机械化部队无从施展，其战斗力也就相应的减弱了。此外，当地民众又积极响应政府的号召，实行坚壁清野，并组织各种形式的民兵、自卫队配合国民党军队作战。当民众的力量被组织起来时，那种威力才是最可怕的。即如毛泽东在著名的《论持久战》中所指出的那样：“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

从27日开始，冈村宁次不断接到国民党军队向长沙方向退却的消息，同时，进攻的日军部队的后勤补给线几乎全被切断，前线各部队的粮弹都已快用完。

在这种情况下，冈村宁次只好于29日无可奈何地下达了全线撤退的命令。命令说：“华军顽强，现仍潜伏于汨水、修河两岸地区。本军为避免不利态势，应速向原阵地转进，以图战斗力之恢复，并应严密防备华军之追击。”

几十年后，冈村宁次在其回忆录中谈到这次撤军的原因时说：“军的主力既已进入长沙平地，长沙又在眼前，如乘势进攻占领长沙并不困难。但根据本次会战之目的，在大量击溃敌军后，不得不回师原地……”

显然，冈村宁次在为其撤军寻找借口。不管怎样，从10月1日起，日军确实开始撤退了。

薛岳错失良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