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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的是他们的结伙方式相当牢固。据嘉庆时编纂的《三省边防备览》称：“凡数十人结大伙，先约：遇难不许散帮；遇追捕急，公议散去，始敢各自逃生。如未议而一二人先散者，众共追戮之。（故）其党极为坚固。”其结伙手续是焚香拜把，还要割下头发烧成灰烬，搅拌在酒里轮饮，谓“烧会”。

和许多流氓帮伙的行为特征相似，嘓噜间也有不少约定俗成的黑道规矩。比如无论是在草野间打劫的嘓噜，还是在市井中“开山”占码头的噜，都恪守“分槽吃食”的规矩。《类钞》中有一则故事，道是有个湖北人在四川打工，积攒下笔钱后回乡，惟恐遭到拦路抢劫，便将钱藏在破棉絮里，自己则扮成穷丐，一路行乞。经过重庆一家酒店时，他向七八个围坐在一块的豪饮者乞食。座中有人斜看他一眼，便说破他棉絮里藏有银子，吓得他马上跪下来求饶。另一个蓄着长须的酒客便让他递上破絮，拿出一条长绳，捆扎一番，随后扔给他道：“你走吧，千万别动我打的绳结。”原来这绳结就是个暗记，这个湖北人离开重庆后，沿途遇见好几起欲向他打劫者，一见这“食已有主”的暗记，无不束手。“守道”如此，确为它埠所罕见，这大概也是噜得以顽强生存200余年的原因之一吧。

津门混混——泼（1）

混混儿，又称混星子或锅匪，是清时天津地区一种以撒泼白赖为特色的流氓帮伙通称。据说起源于清初，但鼎盛期则在嘉庆以后，直到光绪后期，方在新任直隶总督袁世凯的严厉镇压下，归于销声匿迹。

锅匪，是官方文件上的叫法，源于混混儿同食一锅的组织形式。这些有力气不干活的游民无赖，喜欢十几个或几十个人聚合成为一伙，在闹中取静的地方，半租半借几间房屋，支口大锅同灶而食，屋里除大炕苇席和一些炊具桌凳外，就是暗藏些械斗用的蜡杆子、花枪、斧头类。敛财的方式，大抵与各埠流氓相似，如开赌摊抽头、立私炉铸伪及欺行霸市、冒充牙侩、把持津渡、拦河取“税”，以及占码头开脚行、吃讲茶办赛会等等，再就是受雇于人，聚众械斗。

最能体现混混儿特色的，是虽无武艺却不畏皮肉苦痛的“卖打”之勇，多在争行夺市的勾当中展露头角。以“搅赌局”为例，开赌抽头，最易引发垂涎者，想分一杯羹，就要靠“搅”。搅赌局的方式有多种。或者是单枪匹马冲进赌局，破口大骂，乃至捣乱，照例就有局头豢养的打手冲上来揍他，混混儿的本事，就是插上两手，抱住后脑，胳膊肘护住太阳穴，两条腿剪子股一拧，夹好下身，侧体倒下，刚巧把赌局的大门拦住，然后听任打手痛殴而不还手，嘴里则泼骂不停，哪怕皮开肉绽，血流全身，也不能有呻吟，更不能讨饶。这阵势僵持下去，眼看着赌场就开不成了。局头喝一声“擎手吧！够样儿了”。打手便立时停手，自有人出头说好话，安排将被打者抬回家去养伤，送钱送礼。待伤愈后，经人牵头讲条件，每天由赌局送一两吊钱作津贴，风雨无阻，分文不少，名为“拿挂钱”。这混混儿的身份，也就算“混”出来了。再厉害一点的“搅”法，是跑进赌局后，不动声色，径至赌台前，抽出刀子，在自己腿上剜下一片肉来，代替押宝的赌资，将赌客吓得胆战心惊。局头知道是来取闹的，吩咐手下道：“来人哪，给这位朋友上药。”便有人拿一把盐末给他捂在伤口上。咧嘴喊疼的，叉出门去，这叫“栽了”。有能耐的，谈笑自如，不露出一点痛苦模样。少不得经人说合，结果也可以每天“拿挂钱”。至于集体性的搅赌局，则以整个没收相威胁，少不了是双方一场恶斗，败者退出，胜者占有。若打不出胜负，再经旁人说合，形成共同占有的局面。

说到混混儿的集团性械斗，更是触目胆寒。出发前先摆列凶器，名为“铺家伙”，意在示威。假如同对方有“死过节儿”，预先选定几个人准备牺牲，或自告奋勇，或用“抽死签”的方式取决。即使当场死不了，事后若需要，即由这几个人顶名投案，承担凶手罪责。开打时，真能抖蜡杆子耍武术的没有几个，余者一概不过是蛮打死剁。但一般情况下只限于头破血出，肢体伤残。如无必要，谁也不愿酿出人命重案。及至斗到酣处，甚或失手酿出人命了，才有人出头劝止。最妙的是，混混儿械斗正酣时，有弹压之责的官兵并不当场抓人，全远远地站在一边瞧热闹。等他们打完了，自然会各出一批人顶凶投案。而到衙门里“过堂”一节，也是他们显示“卖打”能耐的重要场合，届时大堂下瞧热闹的挤得风雨不透，当事双方尤为提心吊胆，生怕自己这边的人出丑。什么叫出丑？就是熬刑不过喊痛呼饶。旧时衙门里的刑罚，相当酷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