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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电话之后，霍莉的父亲作为她的监护人，驱车到费城，以便让我和她谈一谈，看一看有没有治疗的可能性。当我遇到他们时，他们的人格的确显得很符合我的期望。他是一个很放松的温文尔雅的男士；而她则非常吸引人、让人高兴，并善于合作。

我给霍莉做了几个心理测试。贝克抑郁量表表明她的抑郁症很严重，而另外一些测试表明她非常绝望，并且有很强的自杀企图。霍莉谈得很明白：“我想杀死自己。”家族史表明她的几个亲戚也都曾试图自杀——其中有两位自杀成功。当我问霍莉为什么她想杀死自己时，她对我说她是一个懒惰的人。她解释说由于她很懒，所以她没有价值，所以她应该死掉。

我希望能够发现她是否能对认知疗法做出合适的反应，所以我运用了一种技巧，希望能够引起她的注意。我建议我们做一个角色扮演，让她设想有两名律师在法庭上讨论她的案子。顺便说一句，她的父亲碰巧是一名律师，他穿着特别的服装。由于那时我还是一个初来乍到的治疗医师，所以这让我感到焦虑，心里对处理这样一个案子没有把握。我告诉霍莉，让她扮演一个诉讼人的角色，她要试图说服法庭她应该被判处死刑。我告诉她我会扮演一名辩护律师的角色，我会对她所提出的理由的有效性提出质疑。我告诉她通过这种方法我们就可以审视她是生还是死的理由，谈话如下：

霍莉：对于这个人来说，自杀是对生活的逃避。

戴维：这种论证可以适用于世界上的任何人。就其自身来说，这不是让人信服的寻死理由。

霍莉：诉讼人认为这位病人的生活非常悲惨，她一分钟也坚持不下去了。

戴维：她一直能坚持到现在，所以或许她还可以再坚持更长一段时间。她过去并不总是很悲惨的，也没有证据表明她以后会继续悲惨下去。

霍莉：诉讼人认为她的生活对于她的家庭是一个负担。

戴维：辩护方强调自杀不能解决这一问题，因为自杀身亡可能会是对这个家庭的一个更大的打击。

霍莉：但是她以自我为中心，又懒惰又没有价值，她应该去死。

戴维：有多大比例的人是懒惰的？

霍莉：或许有百分之二十……不，我得说只有百分之十。

戴维：这就意味着有两百万美国人是懒惰的。辩护方指出他们没有因此就死掉，所以没有理由说单单这个病人应该死掉。你认为懒惰和冷漠是抑郁的症状吗？

霍莉：或许吧。

戴维：辩方指出在我们的文化中没有人会因为生病而被判死刑，不管是流感、抑郁还是其他疾病。而且，如果抑郁消失，懒惰也就有可能消失。

霍莉似乎卷入了这个巧妙的应答之中，并且对此感到很惊讶。在经过了一系列的诘问和辩护之后，她承认不存在一个她应该去死的确切的理由，任何讲道理的法庭都会倾向于支持辩护方。更重要的是霍莉开始学会挑战和回答自己的想法。这一过程让她部分地但是立刻就有了一种情绪上的放松，多年以来她第一次体验到这样一种感觉。在咨询过程结束时，她对我说：“这是我所能够记得的最好的感受。不过这时我头脑中出现了一种消极想法：‘这一新的治疗或许并不会像它看起来的那样好。’”有了这种感觉后，她的抑郁情绪一下子又高涨起来。我向她保证：“霍莉，辩护律师指出真正的问题不在这里。如果治疗没有它想象的那么好，几个星期后你就能发现，你还有机会长期住院治疗。你什么也没有失去。而且，治疗或许会部分地像它看起来的那样好，或者会令人信服地效果更好。或许你愿意试上一试。”她接受了这个建议，决定来费城接受治疗。

霍莉希望自杀，这仅仅是认知扭曲的结果。她把其疾病症状如无精打采，对生活失去兴趣与她真正的自我混同起来，并给自己贴上了一个“懒惰的人”的标签。由于霍莉把她作为人的价值与成就等同起来，她得出结论说她是没有价值的，她应该去死。她遽下结论，认为她永远也恢复不了，没有了她，她的家庭会更好。她夸大了她的不适，她说：“我支持不住了。”她的无望感是犯了先知错误的结果——她不合逻辑到得出结论说她永远不能改进。当霍莉发现她只不过掉进了不现实的想法之中时，她感到如释重负。为了保持这种进步，霍莉必须学会改正其消极思维，这需要进行艰苦的工作。她不会那么容易就让步了！

第一次咨询之后，霍莉又转回费城的医院中，我每周去那里拜访她两次，开始进行认知治疗。她在医院中要接受很多治疗，情绪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