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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来，想走就走？　于是，港大不但拒绝了张爱玲的申请，还要求她补上欠的四百来元学费。张爱玲当然不愿意还，因为多年前，她离开港大时，学校还欠着她一笔奖学金。

说钱，让人感到俗气。但人又都是爱钱的：没有钱，哪里有安逸的生活，哪里有宝马、香车、美人？张爱玲是爱钱的，但在钱的问题上缠杂不清，到底让人觉得讨厌。这场关于“钱”的拉锯战，让张爱玲与港大文学院院长之间的关系到了非常恶劣的程度。

没奈何，张爱玲唯有带着母亲留下来的古董去赔礼，却仍然没有让对方彻底消气。张爱玲从来不否认自己是一个小市民，但这样放低姿态，的确是难以启齿的羞耻。

在香港的生活，窘迫是基调。香港是一座自由与繁华的城市，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这看似美好的自由与繁华的表象底下，是冷酷无情。没有生活来源，张爱玲希望找到一份新的工作。本来，她有希望做一名翻译。但后来，她却因为是从大陆来，而被怀疑是共产党方面的卧底，最终与这工作失之交臂。

从离开大陆开始，好运似乎就没有降临到张爱玲身上。就算幼年时曾遭到继母的苛刻，好歹也是能够吃饱穿暖，所缺的只是新衣服。而这个时候呢？一个孤立无援的女人，一切都要靠自己的双手来赚取。何况，她是除了做“天才”之外，对什么都一窍不通的女人。

不过，值得庆幸的，还是张爱玲是“天才”………一个在文学方面，天赋异禀的能手。张爱玲数年前便在大陆有了名头，这让美国新闻署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对她产生了兴趣。所谓的“新闻署”，当然与政治也脱不了关系。20　世纪50　年代，朝鲜战争期间，大陆与美国方面关系非常紧张。在这样的情形之下，美国当然需要推销自己，并对“敌方”作反面宣传了。

就这样，张爱玲获得了一份翻译的工作。起先，她只是将一些英文着作翻译成中文。后来，她将一部反面宣传共产党的《荻村传》翻译为英文。在这段日子里，她还创作了《秧歌》与《赤地》，都有些“反共”的意思。有人说，这是在“新闻署”的授意下创作的。但就张爱玲本人来说，何尝不是对共产党有些“怨怼”。若不是大陆换了天，她的上海，会变成一个陌生的城市吗？　她会被迫远走他乡吗？

在政治上，张爱玲是为人所诟病的：先是嫁了汉奸，又跑去香港，为美国人撰文“黑”共产党。但她不过是一个小女人，不过为情势所迫，吃口饭而已。小说本身，也是充满了文学性………连胡适看了《秧歌》都大加赞赏。

张爱玲在香港一共居住了三年。这三年的时光，比以往的任何时候让她成长得都多。若说与胡兰成的感情，让她从一个“理论感情专家”完成了一次悲伤又带着幻梦般美好的实践，那么在香港的三年，就让张爱玲彻彻底底地从一个生活的旁观者，成为了经历者。

以往的她，都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此刻却不得不去面对这个世界。她要获得生存的空间……与旁人接触，虽然让张爱玲感到苦恼，但也让她幸运地结识了也是在“新闻署”工作的宋淇夫妇………在她接下来的生命中，都与他们有着联系。

不过，在香港的生活，也给她带来了不少麻烦………胡兰成新书《今生今世》出版，有记者来采访张爱玲，这让她必须不断搬家。

张爱玲终究喜欢做的是旁观者。对于她来说，在不必与人交流的环境里，才是最快乐的。香港……太嘈杂，周围的人对她的窥视欲太强烈，到底不是个久居的地方。索性走得太远一点，再远一点，在没有人打扰她的地方，在更广阔的地方，也许会有新的发现、新的生活。

在“新闻署”负责人的担保下，张爱玲去了美国。被她远远抛在身后的，是大陆，是香港，是日本。是那些她曾经爱过的，又爱过她的人。他们曾经伴着她，走了或长或短的一段。但他们终究还是纷纷离开了。她孑然一身，身上映着青灰的月影，走向自己苍凉的结尾。

是永结无情游，相期……此生，相会无期了。

放入另一个胸膛的温暖一个孤身女人，来到一个陌生的国度，一定是不知所措的。不论她看起来多么独立和强大，在一个身边来往的都是不同肤色的人的地方，总会感到无援。

留学生在美国的状态，是於梨华与严歌苓都描写过的………尤其是女留学生。来自并不宽裕的家庭的她们，不但要完成学业，还要在白种人的夹缝中讨生活，赚取足以支撑日常开销的一点工资。

然而，她们又是有希望的………学成之后，便能在社会上有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