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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佛朗士的影响，张爱玲认为：“清坚决绝的宇宙观，不论是政治上的还是哲学上的，总未免使人嫌烦。”她从佛朗士那儿“得到了一点历史的亲切感和扼要的世界观”，她觉得“可以从他那里学到的还有很多很多”（摘自南京大学出版社。余斌。《张爱玲传》）。张爱玲对佛朗士表示的敬意，对于傲气的她来说是少有的。无论张爱玲从佛朗士那里到底学到些什么，但“历史的亲切感”和“扼要的世界观”，恰好令张爱玲悟到了认识世界的不失感性生命的人生观。

生性孤僻清高的张爱玲，总是拒人于千里，难以接近。她做人行事从来都以自我为中心，不在乎旁人的眼光。她善于观察、挖掘人生百相，却没有与人礼尚往来的欲望。“我是孤独惯了的，以前在大学里的时候，同学们常会说我们听不懂你在说些什么，我也不在乎，我觉得如果必须要讲还是要讲出来的，我和一般人还不太一样，但是我也不定要和别人一样。”（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但在香港大学的一群白皮肤、黄皮肤、黑皮肤充满异域风情的同学中，张爱玲偶尔也会感受到些许青春涌动的激情与欢悦。不过真正能与她志趣相投、朝夕相处的，大概就只有阿拉伯裔的印度女孩炎樱了。

炎樱本名Fatima，中文名字音译为莫黛，“炎樱”是张爱玲给她取的。炎樱活泼、娇憨、聪明、风趣。张爱玲回忆说：“炎樱个子生得小而丰满，时时有发胖的危险，然而她从来不为这担忧，很达观地说：两个满怀较胜于不满怀。”（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炎樱很淘气，做事干脆利落，生活习惯较常人有相悖之处。张爱玲欣赏她的聪明伶俐、细腻巧妙，而炎樱，也惊讶于这位纤瘦的中国女孩，心里竟藏着那么多细微且深奥、玄妙的东西，尤其是历史与文学方面的修养，简直出奇地好。

炎樱的家也在上海，与张爱玲家相隔不远。有一次暑假，炎樱没等她就回了上海，张爱玲落了单，躺在床上大哭大叫。她自己也说，生平只大哭过两回，这算是一回，可见张爱玲与炎樱的情谊之深厚。

因为有炎樱，张爱玲的大学生活才有了明媚与快乐。张爱玲孤僻安静，却奈何不了炎樱四溢的热情与阳光般的欢乐。炎樱是混血人种，在香港有颇多朋友，张爱玲时常被她拉着到处走动，使她有机会洞察香港生活的丰富与繁杂，也促使她思考这乱世的人生，对她后来的创作倒是裨益匪浅。

炎樱算得上是张爱玲难得的闺蜜了。她们之间的友谊，从青葱水月到年老华发，从同窗求学到浮沉人世，辗转中国上海和香港、日本、美国，历经战争、和平、聚散、别离，始终连绵不断，贯穿始终。

然而，战争似乎特别眷顾这个怀揣梦想的女孩。它先是阻挡了她去伦敦大学的道路，眼看着快毕业，她将有希望去英国深造，战争却又降临了。

年12　月，日本进攻香港，对驻守香港的英国殖民地军队发起了强攻。张爱玲在《小团圆》里记载了主人翁九莉初闻港战时的心情：“‘嬷嬷嬷嬷，是不是从九龙攻来的？　‘’嬷嬷嬷嬷，还说了些什么？　‘七八张嘴，只有九莉不作声。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冰冷得像块石头，喜悦的浪潮一阵阵高涨上来，冲洗着岩石。也是不敢动，怕流露出欣喜的神情。人生的无可预料的感觉，在此又变成了现实，现实得几乎令她’欣喜‘。乱世之人，对于时代几乎失去了抱怨的激情，但战争毕竟是战争，战争把更广阔的社会内容强行地推入了她的几近封闭的生活。诚如她后来所言，港战期间的所见所闻给了她’切身的，剧烈的影响‘。她一向抱有一种荒乱的身世之感，现在’香港经验‘又为她的这种’身世之感‘注入了很多的非个人性的内容，开始把它与一种更广大的对社会、历史和人性的体验连接起来。”（摘自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小团圆》）当时，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在当地人看来，抗战是英国人的抗战，所以开战的消息并不像在内地一样激起强烈的民族情绪。以张爱玲一向对任何事冷眼旁观的作风，她对战争，自然抱着一种超然的态度。“我们对于战争所抱的态度，可以打个譬喻，是像一个人坐在硬板凳上打瞌睡，虽然不舒服，而且没结没完地抱怨着，到底还是睡着了。能够不理会的，我们一概不理会。出生入死，沉浮于最富色彩的经验中，我们还是我们，一尘不染，维持着素日的生活典型。”（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

张爱玲的同学们因战争无端免去一次考试而高兴得活蹦乱跳；女生们倒因战时没有相应的时装而犯愁；炎樱冒死去看电影；一个年轻人因受伤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