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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对付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可能发动的侵略，要求“每个公民都要准备明天就会爆发战争”。为此，在田间、山上、路旁、海边、城市和农业社的进出口处，建立了数以万计的钢筋水泥掩体和地堡，到处可以听到“全民皆兵”的说法，全国从中学高年级学生到退休者每年都要服兵役15天至20天。

徐：据说在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里，阿尔巴尼亚党内斗争是最频繁的，是这样吗？有人认为，阿尔巴尼亚形成个人专断的集权政治体制是与这种无休止的党内斗争有关联。您的看法是怎样的？

范：我也有同感。可以说，从解放初期到霍查去世，排除异己始终是阿尔巴尼亚国内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涉及的范围包括党中央政治局以及经济、文化、教育、艺术和军队等领域。

霍查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和不可避免的，承认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是一个原则问题。

解放初期，他强调国内外敌对势力正在对阿尔巴尼亚加紧进行阴谋破坏活动，必须加强阶级斗争。当时，围绕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些重要问题，党内发生激烈的争论。第一次党内斗争是1944年至1948年发生在霍查与科奇·佐泽之间的斗争。

第三章　德国有形与无形——柏林墙倒塌的前后（15）

1944年11月举行党的二中全会，主题是对战争时期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进行分析和总结，在此基础上制定全国解放后的党的路线。佐泽、马利绍瓦、纳科·斯皮洛和潘迪·克里斯多等人认为，“党所经历的道路是由宗派主义到机会主义，由机会主义到宗派主义”的“充满错误和反常现象的道路”，霍查是“一切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错误的集中表现”，要求解除霍查总书记的职务，但未被全会通过。

1946年6月，在党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霍查提出了《关于重新审查阿共二中全会的要点》。他认为二中全会以前“党的路线没有错误”。霍查的报告没有被政治局所接受。到1948年２月召开八中全会时，双方到了势不两立的地步。佐泽等人指责霍查是使党内走上错误道路的“罪魁祸首”，应对中央领导中的派别活动负责。这里说的派别活动指的是党中央有人主张接近苏联，反对与南斯拉夫友好。全会上争论的结果是佐泽等人占了上风，霍查受到了批评。

正在此时，苏共中央发表了给南共中央的信件，共产党情报局于1948年6月通过了《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状况的决议》。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于同年同月底（1948年6月27日至30日）立即召开九中全会，表示完全赞同和拥护共产党情报局的决议。1948年9月召开十一中全会，认为佐泽等人自二中全会以来的活动都是南共领导幕后策划和支持的，二中全会和八中全会的决议是“反*主义的、有害的”，这两个中央全会的决议被宣布无效。

1948年11月举行阿共第一次代表大会，会上，把以科奇·佐泽为首的“民族主义、托洛茨基主义的铁托集团的代理人”开除出党。

出身于工人的科奇·佐泽是最早参加阿尔巴尼亚民族解放斗争的领导人之一，在1941年的建党会议上被确定为负责党的组织工作。被开除出党时，他担任阿共中央组织书记、政治局委员、政府第一副总理。

1949年5月至6月，经地拉那法院审判，佐泽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判处其他人5年至20年不等的徒刑。查一下“一大”的选举结果，就会发现：除了在“佐泽案件”中明确站在霍查一边的干部以外，几乎所有过去的中央委员都没有被“选”入新的中央委员会。这些落选的中央委员，几乎无一幸免地成为以后一连串党内斗争的对象而被清除出党，乃至送交司法机关进行刑事追究。据统计，仅1950年至1951年在“审查党证”的名义下，就开除了党员3776人，占当时党员总数的8％左右。在1953年清理干部队伍的过程中，中央各部委被清除的有5235人，各区和各企业清除了2529人。

以后，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内的斗争连绵不断。霍查经常强调阶级斗争正日趋尖锐，“右的危险、机会主义的危险是我们党的最大危险”。霍查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二大”的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激烈地、正确地和全面地把阶级斗争进行下去”，在党内则“要激烈地、毫不妥协地开展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例如，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屠克·雅科瓦和贝德里·期巴修案件”，1956年的“地拉那市党代会案件”，1973年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