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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团结工会的恐惧。他说过两句足以表明其心态的大实话：第一句，“我的历史使命是防止苏联的干涉”，第二句，“我最害怕的就是被蒙上眼睛押往莫斯科”。看来，1968年苏联武装*“布拉格之春”和杜布切克遭遇的厄运，像幽灵一样不断地在雅鲁泽尔斯基眼前游荡。

1981年的波兰政局险象丛生。团结工会不停地开展攻势，意在夺权；东邻苏联不断地进行干涉，陈兵边境，虎视眈眈，随时准备“给予兄弟般的帮助”；党内派系斗争激烈，亲苏的强硬派咄咄逼人；受命于危难之时的雅鲁泽尔斯基极力校正波兰的航向，试图在暴风雨中挽巨轮于将倾。应该说这就是波兰实行军管前形势的特点。

徐：1981年12月13日，雅鲁泽尔斯基以救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宣布在波兰实施“战时状态”（即军管）。一夜之间，团结工会的领导人几乎被一网打尽，波兰统一工人党前党政领导人也全被拘留监禁，波兰的形势急转直下，朝野两大势力的力量对比发生根本变化，雅鲁泽尔斯基掌握了主动权。军管持续19个月之久，直至1983年7月21日方始结束。您可否谈谈军管期间波兰形势的主要特点，军管的得失和雅鲁泽尔斯基奉行的政策。

刘：在波兰实施军管，赞成者说这是雅鲁泽尔斯基肩负起历史赋于他的重任，但反对者则断言这是“执政者对人民的宣战”。对波兰军管的得失，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甚至极其对立的认识和评价，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认识和评价也会发生不同的变化。我这里只想说说雅鲁泽尔斯基的一些看法和想法。

雅鲁泽尔斯认为，为了“拯救国家免于崩溃”，他走了“最后的一条道路”。他使用波兰自身的力量解决波兰自己的问题，避免内战，避免苏联的“兄弟援助”可能引起的大规模的流血，这是在大坏事和小坏事之间两害相权取其轻，是“诸坏中的小坏”。但“较小的坏事也是坏事”。因此，他从不认为他做了一件值得夸耀的事。军管前，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雅鲁泽尔斯基说，“一个政党在执政36年之后还要用武力来维持政权，这是一件极其丢人的事”。多年后，雅鲁泽尔斯基认为，军管的实施，从军事的角度看是“胜利”，但从政治角度看则是“失败”。

雅鲁泽尔斯基走到军管这一步绝非心血来潮的鲁莽，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和周密准备的。他设想通过军管，在两三年内取得牢固的立足点，然后再经过几年的努力，把波兰建设成为安定的、经济和政治组织有条不紊的、保证不再发生危机的国家。他希望通过军管，针对两种人，筑起两座堤坝。第一是针对那些“想以民族和国家为代价、试图倒拨历史时针和推翻社会主义的人”，筑起反对社会主义的敌人的堤坝，清除无政府主义。第二是针对那些“利用工人对事业的忠诚，变得狂妄自大的掌权者”，筑起反对那些玷污社会主义理想的人的堤坝，清除官僚主义。雅鲁泽尔斯基要严厉地教训这两种人，期望在大乱之后取得大治。

第一章　波兰第一个倒下的多米诺骨牌（4）

但军管后的实际情况又是什么样子呢？不管雅鲁泽尔斯基的主观愿望如何，客观形势的发展却不以他的个人意志为转移。如果用俗话所说的“按下葫芦浮起瓢”来形容军管后的波兰形势，恐怕是再贴切不过的了。也就是说，军管使当局控制了局势，由退守转入进攻，达到了预期的制止*和防止外来的“兄弟援助”的策略目标，但军管却未能从根本上根除团结工会藉以产生的土壤，和彻底肃清团结工会的思想和影响。雅鲁泽尔斯基摆脱了旧的困境，又陷入了新的困境。国内的威胁和来自国外的压力表现出新的形式和内容。

首先，在国内，当局的处境陷于孤立。群情冷漠，“万马齐喑”，社会四分五裂，民心不顺和党心涣散不断加深。自团结工会运动兴起以来，党员退党者多达70万，军管后退党趋势并未停止。团结工会中未被拘留的骨干分子转入地下，成立临时协调委员会，伺机开展多种形式的地下活动，维系其在群众中的影响。当局同教会的关系趋紧，一些教堂成为团结工会地下活动场所，成为团结工会骨干分子的庇护所。其次，是国际环境的恶化。来自苏联的压力减轻了，来自西方国家的压力却加大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以经济制裁为手段，向波兰提出了难于接受的政治要价。他们要求波兰取消军管，恢复团结工会，为团结工会撑起一把保护伞。他们通过各种渠道声援团结工会的地下活动。在布鲁塞尔成立了团结工会国外协调局。再次是以美国取消波兰的最惠国待遇为最严厉的经济制裁，使本已陷入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