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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居之府而名，为藏精系

胞之物；三焦指分治之部而名，为出纳腐熟之司。盖一以体名，一以用名。”

命门借助于三焦，“下通二肾，上通心肺，贯属于脑。”《奇经八脉考》中，

李时珍还论定：命门“与冲、任、督三脉相通”。这些论点基本上奠定了独

立发展的命门三焦体用学说的理论基础。

李时珍关于命门学说的新见解和命门三焦体用关系的理论，广为后世医

家所接受，影响深远。医家赵献可（15501625）写《医贯》（1617）更以命

门、三焦学说作为贯通全书的基本理论，从疾病的病机分析、诊断、治疗法

则，到立方遣药，无不以命门三焦学说为基本指导思想。著名医学家张景岳

（1562——1639）著《类经附翼》，亦大大发展这一学说。指出：

“命门，属两肾之间，即人身之太极。由太极

以生两极，而水火俱。”

——《类经附翼》

张景岳继承李时珍命门乃“生命之原”的观点，申论命门为“人身之太

极”。并以水火对立统一观点，阐述“太极”对生命的极端重要性。他申论

说：“三焦者，五脏六腑之总司。”“命门者，为水火之府，为阴阳之宅，

为精气之海，为死生之窦。若命门亏损，则五脏六腑皆失所恃，而阴阳病变

无所不至。”（同上）可以说：《内》、《难》提出的命门学说，经过李时

珍、张景岳等人的阐发，乃成为独立发展的医学理论，在中国传统医学中，

成为值得进一步阐发的重要课题。

四、发展“十剂”思想

十剂，是药物学的专门术语。它是对药物和方剂按其性能进行分类的原

则。十剂指的是：宣剂、通剂、补剂、泄剂、轻剂、重剂、涩剂、滑剂、燥

剂、湿（润）剂。这一药物、方剂分类原则，创自北齐医药学家徐之才，唐

朝陈藏器对它作了发展，历代医药家多有遵循。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列上专门条目，对十剂思想作了重大补充、

纠正和发展。

首先，对“十剂”作了创造性解释。他不再从狭义的分类原则去理解，

而将其当作辨证论治的准则。通过十剂思想使辨证原则与施治原则紧密结

合。当一种病证被确定后，可遵循十剂原则，考虑相应的施治方案。十剂思

想，实际上在李时珍那里已成了一种医药结合的总体思维模式，大大提高了

十剂的临证应用价值。

由于李时珍改变了十剂的价值观，从而对徐之才、陈藏器以来的十剂思

想，在不少地方作了重要发展。如宣剂，徐之寸只谓：“宣可去壅，生姜、

桔皮之属是也。”这是说，生姜、桔皮一类的药称为宣剂，它的效用在于去

壅，如此而已。李时珍从医理上加以阐发，首先阐明患壅的原因，然后论宣

的作用。他写道：“壅者，塞也；宣者，布也、散也。郁塞之病，不升不降，

传化失常，或郁久生病，或病久生郁，必药以宣布、分散之。”这里表明壅

是指郁塞之病，这种病的产生，是由于不升不降，传化失常。起因有二，或

郁久生病，或病久生郁。所以当以药宣之。郁塞之证有六种，气郁、火郁、

湿郁、痰郁、血郁、食郁。郁证类型不同，所用宣剂亦有区别。不特如此，

气郁有“有余”与”不足”之别，火郁、湿郁等，各有“微”发与病“甚”

之别，施用宣剂还当具体分析。郁证微发，与郁证已甚，由于程度不同，所

用宣剂不可一律。他说：“气郁有余，则香附、抚芎之属以开之；不足，则

补中益气以运之。火郁微，则山栀、青黛以散之；甚，则升阳解肌以发之。”

他坚持朴素辩证法思想，对病证作具体分析，宣剂的功效也就更清楚了。他

对通剂、补剂、重剂、滑剂等都作了重要的补充、发挥。

再次，匡正十剂思想中的谬误。

以往的十剂思想，有些地方论述并不正确，以致历代医家不得其解。李

时珍结合实践经验，考证前人论述，对湿剂、轻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