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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之纷纷报道了这个耸人听闻的消息。

“北京人”的现身，使安特生终于实现了叩见远古人类老祖宗的梦想，从而把他的事业推上了一个辉煌的顶峰，并使他的名字在人类文明的史册中理所当然地占据了一席之地。以致于多年之后，人们还会从《中国大百科全书》和《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读到他的名字和有关他的介绍。

１９２８年冬，为了更好地做好周口店的发掘工作，步达生和丁文江、翁文灏等人经过频频磋商，决定用一项新的、内容更加广泛的合作计划，来取代即将到期的周口店研究计划。此计划为期三年半，由中国地质调查所和北平协和医学院共同进行，预算出来的１１万美元的发掘经费，则由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为避免日后工作中可能出现的麻烦，步达生、翁文灏和丁文江还决心把刚刚成立的新生代研究室，办成一个“真正的中国机构”，一个隶属于中国地质调查所的特别部门，使今后所有的发掘计划都由该研究室统一掌管。

１９２９年４月１９日，中国政府的农矿部正式批准了这两个具有非凡意义的组织章程。不久，洛克菲勒基金会第一批资助款项也通过北平协和医学院拨给了新生代研究室。新生代研究室的建立，开拓了整个中国新生代研究的新局面，从而使中国有了第一个属于自己的从事新生代地质、古生物学———特别是古人类学研究的研究室。而周口店的发掘工作，正是因为具备了它应该具备的一切条件，才导致了一年之后那震惊世界、誉满全球的最伟大的发现。

转眼间，中外古人类学家寻找祖先的脚步不知不觉便跨进了１９２９年。到了这一年，当我们说到中国的周口店，说到周口店的“北京人”时，就不得不谈到另一个叫裴文中的年轻人。

经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和新生代研究室名誉主任步达生商量之后，负责周口店发掘“北京人”遗址的担子，便历史地落在了裴文中的肩上。

１９０４年１月１９日出生的裴文中，当年挑起这副担子时，只有２５岁。正是这一多少有些巧合与无奈的安排，改变了他的一生，也改变了人类本已写就的历史，使原本可能成为一个优秀的作家或者政治家的他，最终成为享誉世界的科学家！

中国共产党诞生那年，裴文中怀揣家里为他拼凑的几十块银洋，心里铭记着父亲“做人要正，成绩要硬”的教诲，只身来到北京求学，先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后转入本科地质系。１９２７年毕业后，来到新生代研究室工作。１９２９年春，当周口店的发掘工作无人支撑时，主持周口店发掘工作的担子，搁在了裴文中的肩上。

１９２９年１２月２日下午４时，落日已经染红西山，发掘场地上，除了北风的呼号，便是荒草的哀鸣，虽然人人都感到寒意彻骨，但为了心中那份难灭的希望，大伙在连脚都站不稳的情况下，仍坚持用最原始的运土办法，用绳子把一筐一筐的土从洞中拉上来，然后再用人工一筐一筐地抬出洞外。

由于天气太冷，已经冻得浑身发抖的裴文中准备下令收工。就在这时，远古祖先的大门“吱”地一声裂开了一道缝隙———他们很意外在空隙的底部凿穿了一个神秘的洞。裴文中爬过去仔细一看，洞穴至多能容得下一个人，并且一部分已被砂土填满，仅为一个薄隙。“这个洞穴，会不会是猿人行走的通道呢？”敏感的裴文中顿时喜出望外，心里一阵窃喜。他一边在心里琢磨着，一边找来一截绳子拴在腰上，再点燃一根蜡烛和攥着一支手电筒，而后对周围的人说道：“你们将绳子的这一头拽住，我先下去看看！”

裴文中坠绳而下，进入洞中。

蜡烛的火苗在忽明忽暗地跳荡，裴文中辩不清洞的长度，只感到阴森恐怖的气氛笼罩着全身。他摸着洞壁往前大约走了五六米，便停下脚步，将弓着的身体慢慢蹲下来，然后瞪大眼睛仔细察看。这一看，简直让他惊呆了：一片片的白骨———远古动物的化石全都安详地躺在洞底的尘土之中，只要用手一扒，一块块的化石便清晰地显露出来，像是上帝有意保存下来的一座化石宝库！

望着眼前的一切，裴文中那多少有点恐怖的心被骤然而来的兴奋替代了，这一极度兴奋使他忘记了是在窄小的洞穴之中，以致当他猛地站起身时，脑袋竟撞在了洞顶那坚硬的石壁上，随着一声闷响，差一点使他昏倒过去。

稍待片刻，裴文中在工人们的齐声叫喊中开始顺着绳子往上爬。他一边往外爬，一边用手电筒向洞壁的四周反复照射。说来真是奇怪，就在他的腿即将迈出洞口的那一瞬间，他突然看见不远的地方有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