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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罪，不得欺隐。圣旨到了宁波府，宁波知府段光清马上召集与此事相干的绅士们，商议如何回复旨意。一位叫董沛的绅士从容说道：“这不难回复。商人拿自己的钱购买轮船以保护商船，这是官府不能禁止的。船是建造于西洋的，是西洋船，但它卖给了商人，就是一条商船。官府发给商船护运执照，是按律例的，不管这船是谁造的，来自何处。”段光清一听十分有理，就照此话回奏浙江巡抚何桂清。何桂清也觉得有理，便照此上奏朝廷，咸丰帝阅此奏章，龙颜没有再一次大怒，只是朱批三字：“知道了。”于是此事就搁下不问，不了了之了。

咸丰皇帝为什么会做出如此举动呢？

众所周知，咸丰是一个不太走运的皇帝。自他1851年刚登上龙椅，便听到了一个让他焦头烂额的名字：洪秀全。

自从四年前太平军起事后，举国为之动荡，南方更是被太平军攻城掠地，势如破竹，南京早已在两年前被攻陷，成了太平天国的都城天京，上海也曾为小刀会所据。南方的战乱，又加之黄河的决堤，使得关乎国家生存命脉的内河漕运完全阻断，朝廷就要断粮了。而正是宁波商人的船队，从海路为京师运输了大量的粮食。何为漕运？漕运是指历代将所征粮食由水路解往京师或其他指定地点的运输。漕粮是供应官吏和军队的口粮。漕运始于秦始皇，自古有之。有清一代显得更为突出。浙江素称鱼米之乡，所担负的漕运任务自然繁重。在19世纪50年代，浙江“正耗漕米为100多万石”，而在当时，全国漕粮是400多万石，浙江一省就要占全国漕粮的四分之一。浙江的漕米以前是通过大运河运送的，而从1851年太平天国起事后，内河漕运已经阻断，于是，户部仿效元朝，改内河漕运为海运。

自古便有海运传统的宁波商船，便成了漕运的主力。航运业是宁波人主要的也是最擅长的经营行业之一。宁波人有着从事沙船、帆船运输的有利条件。宁波地处浙东沿海，优良的港口条件和内河外海的便利交通，使宁波造船业一贯发达。“造小船一只，只需数金，鄞、镇沿海之民，稍有本力者，一家自数只、数十只不等。自清代以来，宁波便形成了海上运输的两大船帮：“南号”和“北号”。当时由镇海出口，由定海而南下，则为南洋，由定海而北上，则为北洋。南号商船只走南洋，北号商船只走北洋。南号船帮最初主要由福建、广东在宁波的商人组成，采购福建木材，从事贸易。北号最初则由江苏、山东在宁波的商人组成，采购山东特产枣、豆、油等。道光年间，宁波港出现了繁荣势头，商业船帮总数不下六、七十家，约有大小海船400艘。五口通商后，外国航运势力大举入侵中国，轮船排挤帆船，到了1850年，南北号商行只剩下20多户，木帆船100余艘。正当宁波的船主们愁苦不已的时候，商机到了。浙江漕运改为海运了。商人们抓住机会，迅速修造船只，木帆船大量增加，呈现兴旺景象。1853年，浙东首次海运漕米入津。宁波300多艘沙船、卫船中的180艘被雇佣运送漕粮，其中北号一个商行能单独派出6艘船以上的就有11家。当年便由鄞县、镇海、慈溪三邑九户北号船商捐资10万，在宁波江东木行路建成了“辉煌煊赫，为一邑建筑之冠”的甬东天后宫和庆安会馆。这是北号商船帮事业发达的象征。“北号商家自置海船，大商一家十余号，中商一家七八号，小商一家二三号。”应付官差的办法是：“由商自派，以三股之二当差，以一股自留运货。”咸丰年间，宁波南北号商船达到了鼎盛，拥有海船不下六七百艘，加之其他商号的船只，当时宁波以北沿海航运的土著船只在3000艘以上。如此兴旺的财运，让宁波船商们欣喜不已。可是，随之一个令人恐惧的拦路虎狰狞地出现了，张开血盆大口，要吞噬了他们的金钱，甚至生命。这个让宁波船商寝食不安的恶梦，就是海盗。

早在宋代，东南海洋便为“海寇之渊薮”，海上“盗贼啸聚”，“盖常有之”。宁波也多为海盗荼毒。明代宁波沿海更有倭寇肆虐。清代到了咸丰初，太平军起义，朝廷官员忙于内地的防剿，无瑕顾及沿海，海盗复又蜂起。海盗“自咸丰初年，即游弈巨洋，行劫商旅，官兵莫能制。”当时洋面海盗猖獗，上面命令水师护送商船出洋，驻在镇海口的清军水师畏惧不出。当地官员早已看透了腐败无能的清军水师，他们根本不是骁勇善战的海盗的对手，于是就雇佣招安的广东籍海盗来剿捕海盗，后又雇佣葡萄牙人剿灭海盗。随后美国、荷兰、英国等国水手也相继受雇。1854年，被夺走生计的广东艇的海盗脾气终于忍不住了，他们和洋人大动干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