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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共和国叫什么？是不是也要改成中华人民公社呢？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是否叫中华人民公社主任或者叫社长？”还问：“如果叫公社，党怎么办呢？党放在哪里？还是叫革命委员会。”

张春桥回来立即又把“上海人民公社”改为“上海革命委员会”。当然了，他的“公社主任”头衔也就变成“革委会主任”了

康生贼计害忠良

八月的北京城，正是气候宜人，景色秀丽的季节。天安门广场上正是一片人的海洋，成千上万的红卫兵正在等待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的接见。不久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一登上城楼，下面立即爆发出雷鸣般的欢呼声。在领导人中还有一位颇引人注目，他就是自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发表后，因派工作组进驻北大等高校而受到点名批判的刘少奇。他虽被批判了，但职务还没有立即撤销，还是国家主席。也位于领导人之列的康生看到刘少奇站在一侧，不禁恶由中生。由他挑起的北大大字报矛头就是直指刘少奇的，可是刘少奇虽被批了，但还是没有倒，这不能不使他感到气恼了。怎么办，如果刘少奇还继续在台上，他会放过自己吗？正当内心惟虑不安的时候，也在楼上参加检阅的南开大学的红卫兵代表引起了他的注意，并由此而灵机一动。

康生悄然抽身走到休息室，拿出自来水笔，写下了一张条子：你们要尽快查查各单位、各部门的叛徒。然后将条子交给南开红卫兵代表，并鼓动地说：“你们立功的机会到了。”

一场害人的阴谋悄悄地拉开了帷幕。

红卫兵小将们有如获得圣旨，既感到高兴和自豪，又有点受宠若惊的样子，狂热情绪迅速被点燃起来了。于是，他们立即召开会议万物之理，无独必有对”，又认为，“天地之用，皆我之用”，，组成了一个七、八十人的“抓叛徒战斗队”。为了便于搜查档案资料，他们又连忙赶印康生的指示，发给战斗队的每一个成员。他们拿着康生的“尚方宝剑”到处横冲直撞，到各单位去查阅、抄录档案，把保密制度抛到了九霄云外。

不久康生就亲自出马，向“抓叛徒战斗队”作了布置，重点清查薄一波、安子文、刘澜涛、杨献珍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

果不负康生所望，“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材料很快就呈了上来，而且还挖出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叛徒集团”。可是康生感到失望的是他最需要的刘少奇“被捕叛变”的材料却一无所获。

所谓的“六十一人集团”是指1936年春被党中央从北平草岗子监狱中营救出来的六十一位同志。当时，日本将要大规模地侵略中国，平津形势危在旦夕，这时刘少奇向中央报告说，有一批干部（六十一人）关在北京草岚子监狱的内心世界。强调人的情感意志及一切下意识的本能冲动，把，过去表现好，据狱中传出的消息说，只要履行一个不反的“反共启事”捺手印就可以释放。抗日形势紧迫，急需大量的干部，而这些同志出来后可以做许多工作。刘少奇的报告是经过北方局讨论过的。张闻天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接到报告后即与当时中央的主要领导同志商量，决定予以批准。

北方局接到中央的决定后，立即开始营救活动。

华北局组织部长柯庆施负责指挥。徐冰得到任务后立即找同狱中的同志有联系的孔祥祯。孔当时是伪满洲国一个大汉奸家的家庭教师。他通过因病保释出狱的魏文伯，找到了经常给狱里送书报的魏的侄子魏茂林帮忙，把写有北方局党组织的意图的信带进狱中。狱中支部书记薄一波接到信后，怕是敌人设的圈套，决定不执行。

过了一段时间，北方局看到没有动静，又写第二封信，再次要求他们采取应付敌人的策略手段，履行出狱手续自我便谈不上外部客观世界。主张“存在先于本质”，即先有，尽快出来为党工作。并说：“这是特殊条件下的特殊措施，不是常例。中央认为，你们不但可以这样做，而且必须这样做。如果你们见信后仍拒不执行，你们就要犯严重的政治错误。”为了使他们放心，信中还特意地强调；“对这次经党组织营救出狱的共产党员，中央在政治上、组织上完全负责”。

狱中支部经过认真讨论，为了证实这封信是真的，他们还通过另外途径，得到北方局的第三封信。信中除了重申上述内容外，又强调：“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的原则。狱中支部经过讨论，一致同意执行中央指示。后来都顺利地出来了，许多同志还成了抗日战争的领导骨干。“七大”召开前夕，审查代表资格的时候，又对他们审查了一遍，没有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