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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件事情的“成功”，并没有使张春桥得到满足。他的最终目的是要掌握、控制上海市委的大权。这一次行动既是他对自己的能力的检验，也是他夺权的第一步。他深深地知道按正常组织原则办事是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的，只有在乱中才能夺权。这一次承认“工总司”只不过是在为制造混乱创造条件罢了。

事情似乎也正按他的意愿发展，“工总司”自得到承认后，更加肆无忌惮，在合法化的外衣下，大搞揪斗、游行、炮轰、集会他诺贝尔文学奖，但他以“一向拒绝来自官方的荣誉”为由，冲击政府机关，上海开始陷入一片混乱之中。看到这一情景，张春桥那奸瘦的脸上露出一丝得意的笑容，心满意足地乘着飞机返回北京。

张春桥身是回到北京了，但心却时时向着上海，紧密地保持着和上海的联系。

1966年12月上海另一群众组织“赤卫队”（即“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上海总部”）与“工总司”发生了严重的冲突。本来“赤卫队”就是由于一些工人激于对“工总司”的胡所非为的义愤而成立的，因此它们从一开始就是对立的，至少在思想上是这样。这次冲突起因是“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简称“红革卫”）扣押《解放日报》引起的。“红革卫”认为《解放日报》贯彻上海市委“一条又粗又长又黑又臭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需要用他们编印的《红卫战报》和《解放日报》一道发行以对《解放日报》进行消毒，遭到拒绝后，就采取强硬的措施不让《解放日报》发行。“工总司”知悉后派出大批队员进驻报社，声援“红革卫”。“赤卫队”队员则到报社附近示威游行，高喊：“我们要看《解放日报》！”的口号。双方在报社门口对峙着，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就在这时，受江青指派到上海来的聂元样到“工总司”、“红革卫”中煽动说：“不要从《解放日报》社里轻易退出来，要坚持到市委垮台为止。”一听这从江青那里来的指示，造反派们更加狂妄了。他们把韩哲一、王一平等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领导人揪到报社进行批斗和人身迫害，胁迫他们同意《红卫战报》夹在《解放日报》中发行。迫于形势释》。，上海市委于12月5日在“工总司”的“四项要求”和“红革会”的“三项要求”上签字．“赤卫队”则被骂为“保皇派”败下阵来了。

“赤卫队”当然不肯善罢甘休，12月10日，他们劫持上海市长曹荻秋，迫使他承认“《解放日报》事件”是上海市委执行反动路线的严重事件。

“工总司”一看急了，他们第二天就在上海人民广场召开号称有60万人参加的“迎头痛击市委资产阶级路线新反扑的大会”，会上强迫曹荻秋等人签字同意“工总司”出版《工人造反报》，承认“赤卫队”大方向错了．

“赤卫队”12月23日也象“工总司”那样召开“批判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要求曹荻秋签字承认“赤卫队”是群众组织，接受“赤卫队”的“八项要求”。

“工总司”又如法炮制，胁迫曹荻秋撤销对“赤卫队”的支持。

曹荻秋有如一个皮球被两个派别踢过来又踢过去，由于两方面都不能得罪，结果就不断地挨双方轮流踢，身心受到严重的摧残，人格尊严遭到粗暴的践踏。

“赤卫队”当然又不服了，12月28日一万余人开进康平路市委机关办公地点静坐，要求陈丕显、曹荻秋出面承认“赤卫队”是革命群众组织，大方向是对的。28日曹荻秋出来与“赤卫队”谈判。

张春桥在北京对这一事态的发展了如指掌，他在静观默察，等待时机，准备随时出击。“铃”身旁电话机响了起来，张春桥迅即抓起话筒。电话是马天永从上海打来的，告诉他，“赤卫队”在康平路抄了他的家。张春桥一听简直不敢相信，连问：“你说什么？！”马天永复述了一遍后，他又问：“你是从哪得来的消息？”马天永说：“我也是从别人那里听来的。”

张春桥挂上电话，略一沉思，脸上突然泛起了一丝笑意．他知道公安部的新法令中有一条明文规定：谁冲击中央文革成员的家，谁就是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反革命。“赤卫队”抄了他的家，自然就是反革命了，那么“工总司”冲击“赤卫队”就是对反革命的回击，是合法的。张春桥决定借这一抄家事件来制造更大的动乱，让现在的市委彻底垮台，然后自己再回去收拾残局，既风光又体面。

想毕，张春桥马上往家里打电话，接电话的是他女儿，张春桥先是问抄家是怎么回事，他的女儿说：“‘赤卫队’并没有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