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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而她们得到的月工资仅为50美元左右。离开装配线后，她们的栖身之地就是与外界隔绝的宿舍。报道中还说，富士康装配线上的员工主要由女工组成，因为女工比男工便于管理。

在英国《星期日邮报》的报道发出之后，紧接着，国内的各大媒体就纷纷跟进。《第一财经日报》报道说，在富士康的生产线上没有凳子，除少数员工外，一般操作工都必须连续12个小时站着干活，不得说话。《21世纪经济报道》的报道则以一名化名赵霞的女工为例，“她每天7点半进入装配显示器的流水线，上午工作到11点半，下午从12点半到下午4点半，又是同样的4个小时。从5点半到7点半是惯例的2个小时加班时间。周六和周日每天加班10个小时，如果遇到赶货，一天的工作时间超过了10个小时，仍按10个小时算，超过的部分算做是‘员工对公司的贡献’”。

这些报道的情况相信基本都是属实的。但是，另一个情况可能被很多人所忽略了：　我清楚地记得，在我去富士康采访的时候，看到在它的大门外面，成群的工人正在排队报名要加入到这家被描述为极其严厉和不人性的公司。后来，我还曾前往富士康在烟台和在武汉的基地，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　当地总是有大量求职人员想要进入这家公司。

难道，他们不知道外界所报道的富士康的这些情况？

显然不是，既然事情已经炒得如此声势浩大了，他们不可能不知道外界的指摘。相信，他们对富士康内部的情况总还是有些了解的——甚至可能通过他们的朋友、亲属等的介绍，比我们知道的更多。但是，他们对此却毫不在乎，不但不在乎，而且在内心还非常珍视，非常向往地去应征这些职位。

唯一的解释是，这些中国工人根本就不怕报纸上报道的，在里边将遭遇到的一切，他们不担忧这些，他们更看重的是最终收入的多寡。为了能得到多一些收入，他们宁可愿意牺牲掉一些休息的时间，宁可接受更艰苦一些的工作——虽然，在进去之后总有些抱怨，但那显然是——谁不希望能够得到更轻快的工作、更高的收入？

关于这一点，在我自己采访过的一家位于山东的制造企业里也有明显的感觉。那家企业的员工有些是来自周边乡镇的农村小青年，也有些是来自内地的打工者。好多都是夫妻两人一同在这家工厂里边打工。通常他们都是早上八点钟开工，然后中午有一个小时的休息，到下午一点钟重新开工，傍晚的时候可能还要吃顿饭，然后回来继续加班，通常都会加班到九点钟左右。即使是每天如此繁重的工作，这些工人每周的平均休息时间也只有一天。

在工作中，员工们都是站在工作台前，一站就是一天，每天重复着同样的劳动。由于日积月累，他们的工作已经非常熟练。一个生手的工作效率通常只有熟手的一半还要低一些——而一名熟手的工资加上加班费差不多可以拿到每个月三千元。在许多人看来，这差不多也够“血汗工厂”的标准了。

但即使这样，在我采访当地一位农民的时候，却听到他如此教导自己在这家工厂里打工的女儿和女婿：“不就是吃些苦吗？不就是每天工作时间晚，没有休息时间吗？哪怕你们就当它蹲了几年监狱，干上十年，那你们到时候也有六十万块了。这样，你们下半辈子也就再也不用发愁了！”

这就是朴素的中国人最朴素的想法！

如果能认识得更清楚一些，那么我们也许可以说，称呼这些工厂为“血汗工厂”似乎有些偏颇。那就是大多数工人都是自愿去做的，并没有人们强迫，他们自愿到这些工厂里做工，自愿加班——至少，如果他不想干了完全可以自由离开——实际上，虽然许多工厂里的条件总是令看到的人感觉简陋、艰苦至震撼，但可以肯定的是那还是要比他们在其他地方，在他们自己的家乡情况要好。否则他们为什么要离开好的地方而自愿来到坏的地方来呢？

就如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所讲述的例子那样：　贫民窟里的一家几口人在垃圾山中捡取废金属和能够变卖的东西，一天的收入虽然很少，但也好过完全没有收入，也好过在农村中的隐性失业。

清华大学秦晖教授就曾经写到，中国的这些所谓的“血汗工厂”并不是总处在负面的形象当中的。在国际上，就有几位著名的经济学家为这些“血汗工厂”辩护过。如前面保罗·克鲁格曼发表了《表扬廉价劳动》一文，克里斯托弗写过《表扬被诽谤的“血汗工厂”》、《为“血汗工厂”叫好的两个理由》等。

竞争力的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