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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政治活动。

另一位科幻宗师凡尔纳也经常被后世未来学家所诵扬，视为一代宗师。凡尔纳处于创作高峰的时候，就被同代人视为伟大的预言家。凡尔纳也十分认真地在作品中表达自己对未来的看法，这使得他的作品在未来描写方面真实可信。凡尔纳对当时的许多科技发展都有自己的见解，比如重视飞机而反对飞艇，等等。这证明了他作为一个科学的预言家的能力。

英国科幻作家克拉克也是公认的未来学家之一。他曾经撰写过未来学专著：《未来的轮廓：探索可能的范围》。在这本书中，克拉克用大量实例讽刺了那些因循守旧的科学家，认为他们甚至对本学科的预测都是相当肤浅可笑的。他认为，最好的预言家不是对某一学科知道得最多的人，而是把坚实的科学知识和真正灵活的想象力结合在一起的人。克拉克也提出了一些科学方面的具体预言，其中一个可能会惊人地准确——2004年，第一个克隆人将会出现。　另外，经常被未来学家引为同道的科幻作家还有阿西莫夫、奥尔迪斯（因其对海洋危机的预言）等人。

在西方的大中学校里，未来学被一些勇敢的教师引入课堂。有趣的是，为了保持学生的兴趣和参与意识，大量科幻小说被当作未来学教学的教材。同时，教师们也鼓励学生进行关于未来的构思创意。有时，教师甚至直接给出主题，要求学生写有情节的未来故事，比如生态灾难、海底移民、基因工程等等。这与科幻小说创作已经没有多少差别了。

现在，无论大陆，还是港台地区。专业科幻报刊或者各类报刊中的科幻栏目，都同时刊载科幻小说和科学预测。其实，这个惯例最早出现于三十年代的英国。当时，英国科幻小说协会刚刚成立，其会刊便叫作《明天：未来杂志》。其主持人便是科幻宗师威尔斯。后来，这种编辑方法传播到美国，最终成为世界科幻出版编辑的通例。

二十世纪以来，人类社会眼花缭乱的变化发展推动了面向未来的科幻文学，同时也推动了未来学的诞生和成熟。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未来学和科幻文学几乎同时到达顶峰。可以说，在文学和科学两个不同领域内，科幻文学和未来学都是对社会疾速发展的反应。

二战以后，世界主要大国的政府，尤其是其军方，大量投资研究未来的动态，刺激了未来学的发展。民间未来学组织更是篷勃发展。今天我们所熟悉的兰德公司、罗马俱乐部等组织，都是那个时代诞生的未来研究机构。由威尔斯开创的未来学理想终于成为了现实。

甚至，未来学和科幻文学的当今境遇都是类似的。科幻文学至今没有被主流文学接纳。在六七十年代达到顶峰后，整体上一直走下坡路。命运相仿，未来学到现在也是一门“在野”的学派。虽然在西方国家，许多大中学校将未来学作为选取修课。但在正统科学界，未来学的地位仍然不高。

传统科学将可检验性作为一个基本原则。而“未来”正是一个无法检验的研究对象。在笔者读大学的八十年代，未来学在大陆的媒体上和出版界曾经热闹一时。但在笔者试图为写本篇文章收购买资料时，却发现各大书店里已经没有未来学方面的出版物了。至于未来学的名家，现在仍然是托夫勒等老人在周游世界。说明这个“年轻”的学科还没有长大，就开始衰老。

到了七八十年代，凭借个人智慧，单打独斗式的未来学研究逐渐被专业化、系统化的大规模未来研究所取代，演变出了机构性的“科技预测”、市场预测、职业趋势预测等等。

宋健先生的这段话完全能够为科幻文学和未来学的关系作一总结：

“人类有理由为过去４００年的科技成就和文明进步自豪。文学家们激扬文字，放歌而贺。未来学家以其非凡的想象力，畅想着瑰丽的未来。科幻作家创作了引人入胜的神奇故事。科学技术界也有人把酒临风，逐流舞墨，为作家们的畅想提供证据。文学艺术生动活泼地绍介科技成就，提高了人们的科技意识，功不可没。科学与艺术气质相通，矢志相同，从同源出发，各选隘路向高峰攀登。”《制造业与现代化》光明日报2002年9月2６日

当然，毕竟分属于科学和艺术，科幻文学和未来学也有本质的不同。科幻小说经常描写千万年后或者上亿光年远的故事，而未来学家们通常不研究五十年以后的事情。这种谨慎性使之更接近科学和现实，而与各类“哲学”的、“意识形态”的未来预言划上了界限。这体现了未来学家的实用主义和操作主义倾向。可以说，未来学是在浪漫主义的表面下包含着实用主义。而科幻小说正好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