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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A四版以极大篇幅做人物报道,标题很醒目:“TAIWAN LAWMAKERS SKILL MAY BE HEREDITARY”。当天台北时间清晨五点多,《中国时报》驻华盛顿特派员傅建中一见到该篇报道,就打电话来,把我从梦中惊醒,非常兴奋地跟我说:“孝严兄,不得了,《纽约时报》以如此显 的版面和篇幅,并且以专题方式报道老兄,这是几百万都买不到的。台湾政治人物当中,你还是第一人!”
一笔一划出于己手
《洛杉矶时报》见到《纽约矶时报》的专访後,至为重视,於是指派德密克来台。由於当时大陆SARS横行,她只得自香港绕道汉城来台,和我做更深入的多次访谈。同年六月二十日她以“A Taiwanese Scions Story Is Full Of Twists”为题,在该报头版新闻版面,长篇报道了我奇特的身世。在采访过程中,她跟我说,美国人对我这类活生生、传奇性的遭遇,不仅会同情而且会着迷;她还和洛杉矶好莱坞几位有名的导演好友,提过我的故事,都认为是非常好的电影素材。她建议我多花些时间自己来写书,她说:“这比从政做到总统都还重要!”德密克女士的一番话,让我陷入沉思。看到她的报道之後,我便认真而严肃地拟定了亲自撰稿出书的计划。
花了叁年多的时间,我慎重地把这本书写好。它的每一个字、每一个标点符号,都是出自我自己的手。我是利用公馀之暇和“立法院”休会期间来执笔。二○○二年二月进到“立法院”後,我发觉“立法委员”的作息时间相当有弹性,和以前在“外交部”担任部次长时,那种压得透不过气的日程相较,截然不同,好像突然多出不少属於自己可以掌握的时间。从前就有写书的凳想,一直苦於无暇,现在像是一颗种子,见到一片肥沃的土壤,只要放在里面,一定会萌芽而结出果实来。美伦也鼓励我把自己不一样的成长过程做成记录。我理出好多本日记和重要的剪报与书籍,逐一翻阅之後,初步勾勒出了一个大纲;但真正投入撰写工作,是在二○○二年底和二○○叁年初,接受前面两位美国记者访问之後的事。
走过认祖归宗之路
在写作过程中,我也想到过,这本书对蒋家会不会有什麽负面影响?这当然不是我所愿见,但忠於事实的陈述,又是我写书的最低要求和原则,我只能要求自己忠实,不能要求所有人客观,就像画家呕心沥血地画出一幅美极了的旭日东升图,但看画的人,由於主观意念,可以很合理地把它当作夕阳西下来欣赏。《纽约时报》和《洛杉矶时报》的两篇报道,对蒋家没有一个字批评,是我最欣慰的地方,也让我相信,这本书在整体上,对蒋家会是好的。
在写到和孝慈一起走过的艰困岁月及母亲遇害的片段时,曾无法止住泪水而数度停笔。我原本考虑过省略掉母亲非自然死亡的篇章,但整件事情追到後来,我发现它和父亲经国先生无涉,也与祖父“老总统”无关,我反而觉得更应当据实地把它公开出来,才能使父、祖不再因为这件悬案被毫无根据地臆测污名化。也许会有人不同意我所做的论断,但只要有人拿得出直接的反证,我会虚心地接受,并且以感激的心交由社会公评。
我确信母亲是为了守住一份属於她生命全部的崇高爱情而丧生,且前因後果的轮廓在我心中早已有数,但我已无复仇的怒火。事隔六十个寒暑,当年时空背景迥然不同,加以当时政治、社会价值观的错乱,我早已学会用宽恕之心来看待。
社会上对我和父亲经国先生、祖父母以及孝文、孝章、孝武、孝勇之间的关系和来往,有各自认定的版本和谈论,但缺少完整真实的全貌。我从当事人的角度,把我所经过的一切,一五一十地做诚实的记录,对外界想要知道实情的,会有帮助。只是在写作过程当中,如何下笔切入,用单独个别的叙述?或合并式的综论?我的确花了不少时间,才整理出现在的篇章架凳,让人能够一目了然,并且容易翻阅。
一个人要走过“认祖、归宗”的道路,才能确立自己的身份,已属极度不幸;在路途当中,还要饱受歧视和打压,才真正激发人们的不平和同情。前面提到的美国两位记者相信,这是为什麽读者会对此故事产生强烈反响的缘故。最初知道自己是被迫从母姓时,确有强烈被羞辱感;要争回父姓,又似乎只能在梦里求。当我决心要让此梦成真,我知道,付出大的代价是必须的,而整个过程的崎岖和波折,便成了我这本书的轴线之一。在这一部分,我设法把心路历程和内心世界做一解析,对我的动机、坚持和周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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