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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我并不那么热心，这样做对我们的行动可能会有这样或那样的危险。局长又不能到我们的俱乐部或寓所来看我们，这就要我们开车到什么地方去。你根本想不到会有什么人在什么地方会看到我们；要么无论是谁，看到我、罗西和舍农三个人在一起，都会感到奇怪：我们究竟在干什么。

但是，既然作出安排的联邦调查局官员愿意让我们会见，而要见的又是局长，我们决定执行。

我们安排的时间是午夜，地点在坦帕的海港饭店，即乔治·斯坦布莱纳的饭店。那儿离机场很近，很繁忙，我们偶尔也到那饭店去过。会见安排较近的地方比远处要好，因为真在一个偏僻的地方相见，一旦被人盯住，那就更被人怀疑了。

我们3个人来到了饭店的休息室里，大家喝了一点饮料。我们并不是一道去局长的房间，而是分开一个一个去，每个人相隔几分钟左右。

局长的身边有个副官，在场的还有坦帕的案件特工基尼，他对会见作了协调工作。韦伯斯特法官——他先前曾是联邦政府的法官——是一个很平和的人，说话声音很轻，有时很难听清。

对于我们在佛罗里达的行动，他给予赞扬；对于我搞隐蔽工作时间这么长、打入这么深，他也很夸奖；我们为干隐蔽工作作出的牺牲以及执行有生命危险的任务，他都作了鼓励，祝贺我们的工作干得很好。他熟悉这个案件工作，知道谁是主要任务执行者。他还问了一些细节问题，但是此时的确不是汇报工作的时间，因此谈得很简要，很一般。他主要关心我们的福利，确保我们得到有效的支持，以及向局里要求的东西得到落实。他说，他正是为了这些事来看我们，而且要亲自看一看。

我们没有任何怨言，感到很荣幸。

孙尼要我到纽约去，并且从我们赌博登记业务的“获利”中带2，500美元去。他说，他们的足球登记经纪业务三个星期连续很糟，他需要钱放回到街道上去。

他说：“上次你来时，在约翰房间的事你还记得吗？你提的那个问题仍然存在吗？”

“我不知道，那伙计我还没见到。”

“那这样吧，见见他。”

“好的。如果那东西弄不到怎么办？”

“你不一定要弄到，只要渠道畅通，东西总还在。我现在的兴趣就那一个问题。”

勒菲蒂很快就来了电话。

“我拿支笔，把那些数字记下来，”他说，“因为我要去见那人。昨天我们赚多少？”

“昨天，1，160块。”

“那一天呢？”

“星期四那天？达拉斯那场子？”

“是的。”

“我们赚了2，480块。”

“这么说，你们那个星期仍然赚了1，500块。”

“对，不要忘了，对他说，我还要拿出1，000块来付那人的薪水我想给他一些钱。”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接收。”

“这样，我就要坚持一下，然后到星期三我见到孙尼的时候，我亲自向他解释。”

勒菲蒂又是叹息又是呻吟：“我不大舒服，可能得了流感。医生给我打了一针，要我在家待一个星期。我预定了一次做胸部X光透视。我现在没有钱，谁也不会给我。注意，多尼，你到这儿来给他带东西的时候，也给我带105块钱给租车的费用，知道吗？因为那105块钱我要给老婆。她要付运通信用卡。这事儿我已同他谈过。”

我给孙尼送去了2，500块钱，并且对他说：大麻的事仍然有效。他说：约翰那伙计欠了高利贷款子20多万。约翰就是我上次在他公寓里并带了样品给他的伙计。孙尼说：“既然他是跟我一起干的，我得为他担保。20万中，有6万是欠卡明的。我叫他把15万的珠宝给卡明。我对你说，我不想再作难他。有个家伙想他妈的要干掉他。他积欠了那些债，然后对谁都说谎。”

孙尼买了100磅大麻，卖主是在迈阿密的一个古巴人。孙尼与在长岛的某人达成了交易，叫那人出售。他还想尽快再弄到100磅。他在迈阿密还有可卡因方面的联络，样品检查有81％的纯度。他以每公斤47，000美元买进，要我们加紧海洛因方面的联络关系。

在第一流网球俱乐部办公室里，彼特和汤姆·所尔姆父子俩正试图加紧他们与罗西的毒品买卖。这两个留小胡子的家伙趾高气扬。罗西坐在办公桌后面。儿子汤姆，戴着金链子、金手镯，坐在办公桌前面的扶手椅子上。彼特站在那里，